从门神到时代画卷：品读年画中流淌的家国情怀

随着2024年甲辰龙年春节临近，年味渐浓，我不禁忆起儿时在赣西乡村外婆家贴年画的温馨场景。除夕清晨，外婆熬好一锅浆糊，舅舅捧出厚厚一叠春联与年画，而我则提着小桶，欢天喜地地跟在他身后，穿梭于屋舍之间。年画的张贴颇有讲究：大门上威武的秦叔宝、尉迟敬德守护家宅；进入院落后，外屋门上则换上“天官赐福”等文雅门神；最后在里屋门上，贴上喜庆的童子或对开年画，仪式感满满。

时光流转，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再次回到外婆家贴年画，却发现年画的面貌已焕然一新。题材从传统神祇转向了现实生活与时代风貌，《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作品成为主流。绘制技法也吸收了当时流行的上海月份牌风格，人物更加细腻真实，色彩明丽，装饰性更强，深受百姓喜爱。

彼时已成为中学美术老师的我，对这些新年画爱不释手。尤其是刘熹奇先生创作的《祖国啊，母亲》，画面定格了一位华侨女青年站在北京金水桥上的瞬间：她身着时髦夏装，肩挎相机，笑容灿烂，背景中的天安门、华表与和平鸽共同营造出祥和喜悦的氛围。这幅作品在立意、构图与色彩上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更令我惊叹的是，这些精品力作大多出自江西本土画家之手，其中不少还在全国展览中获奖。从那时起，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并在1997年如愿以偿，我加入了江西省美术家协会。

缘分妙不可言。我大学毕业后任教的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校址正是原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那些我仰慕的年画作者，曾在此工作创作。2003年，我有幸借调至江西美术出版社参与教材编写，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名家共事三月有余。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谦和的为人风范，令我受益匪浅。临别时，社里赠送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让我得以系统品读其中深沉的家国情怀。

人生如戏，二十年后，我竟在上海与原江西美术出版社编辑、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重逢。我们从昔日的师生，成为了时常相约观展、畅谈艺术的知心好友。这段奇妙的缘分，仿佛由年画悄然牵系。

**年画：从古老民俗到时代记录者**

年画艺术源远流长，萌芽于汉代，发展于唐宋，明清时期尤为盛行。最初，它承载着驱邪避凶、祈福迎祥的朴素愿望，如“门神”、“福禄寿三星”等。随着时代发展，其题材不断拓展，反映农耕社会期盼的“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等主题也广受欢迎，形成了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等著名流派。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194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由毛泽东主席批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正式拉开了“新年画运动”的序幕。这份文件的起草者蔡若虹正是江西九江人。在号召下，江西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投身创作，用年画宣传革命胜利、新中国建设与崭新生活方式，在传统形式中注入了新思想、新气象。

**江西年画的辉煌篇章**

江西年画在现当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画家们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井冈山”成为核心创作主题。施绍辰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以扎实的油画功底一鸣惊人，影响了包括刘熹奇在内的一代江西年画作者。随后，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1973）、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等作品，将革命历史、现实生活与艺术美感相结合，在全国美展中崭露头角，让江西年画备受瞩目。

进入八十年代，江西年画迎来创作巅峰。画家们深入生活，题材更加广泛自由，艺术水平显著提升。1984年，在时隔三十余年的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同年该作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斩获银奖；他的另一幅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二等奖。一人独揽多项大奖，成为艺坛佳话。此后，江西年画佳作频出，在全国性展览中屡获金奖、铜奖，发行量最高时年达数百万份，走进了千家万户。

**技艺创新：透明水色技法**

江西年画的成就不仅在于题材，也得益于技法创新。刘熹奇先生首创的“透明水色”技法便是代表。该技法使用绘制幻灯片的植物性水色颜料，色彩鲜亮透明，无需碳粉打稿即可直接作画，使画面呈现出细腻透润、明亮清新的独特效果。这一创新是江西年画在艺术语言上的重要突破，也是其作品能脱颖而出的关键之一。

**传承与展望：年画的新生**

尽管随着生活方式巨变，年画曾一度式微，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基因与情感诉求从未消失。作为中国独特的民间艺术，年画汇聚了民族审美与智慧。它的未来，不在于简单复古，而在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如一批坚守的艺术家正在探索的那样，唯有根植传统、契合当代审美、真诚表达时代精神，年画这门古老的艺术才能重新焕发生机，继续在方寸之间，描绘百姓生活，寄托家国梦想。

（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