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年华：我的七十年代插队往事与一段未竟的情缘

“青涩年华”常被用来形容涉世未深、纯洁懵懂的年纪。对我而言，它特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段交织着个人成长、时代洪流与朦胧情感的独特记忆。如今怀旧之际，用文字记录下这段心路历程，既是对过往的梳理，也是一种深沉的宣泄。

**一、羸弱的起点与家庭的庇护**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小巷的出租屋里。父母当时分别是大学生和中专生。由于早产、先天不足且母亲缺奶，我日夜啼哭。在医生的建议下，我被送往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

当时外婆正为不到一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挽救我脆弱的生命，她毅然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残存的乳汁。这段关乎生存的亲情传递，被我视为外婆赐予的第二次生命。后来，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作文《我的外婆》。高中语文课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向全班朗诵时，我热泪盈眶。

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我从小体弱多病。屋漏偏逢连夜雨，身体发育关键期的七八岁时，又遇上国家困难时期。这导致我的身高最终停留在一米五七左右，成了一个“小个子”。先天不足让我常遭鄙视嘲讽，性格变得胆小、内向、自卑，甚至一度口吃。我不合群，常独自看小人书或在地上涂画。面对个别孩子的欺负，我也只是默默忍受。

在家中，作为长子，我得到了父母格外的呵护。在物质匮乏、兄弟姐妹众多的条件下，他们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仿佛想弥补因早产带来的亏欠。

**二、插队下乡：从城市青年到田间劳动者**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前途和婚姻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1974年高中毕业后，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父亲，担心我身体单薄无法承受农村艰苦，便通过关系，将我单独安排到新建县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插队，并寄住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

从此，我这个城市青年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我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赚取工分（因瘦小，每天记七分）。插秧、除草、收割……各种农活我都干过。春插、双抢、秋收时节，更是早出晚归。皮肤被晒脱几层皮，水田里被蚂蟥叮过，田埂上被毒蛇咬过。日复一日的劳作，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常态。

所幸，我得到了乡亲们许多朴实温暖的关怀。有人主动问候，照顾我干轻活；年节时，若不回家，总有村民端来荤菜鸡汤。在集体劳动中，我不仅见识了农民娴熟的技能与坚韧的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们苦中作乐的智慧——哼唱民歌、唠嗑讲笑话，甚至编些“黄段子”活跃气氛，这些都让繁重的劳动变得生动起来。

**三、独立生活与新的转机**

好景不长，约半年后，因房东儿子结婚，我不得不搬出。生产队长将我安置在村里一个兼作小学的老祠堂里，清出小仓库让我住宿做饭。我买了煤油炉和铁锅，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

夜晚最难熬。祠堂位置偏僻，夜深人静时，房梁上老鼠窜动，窗外蛙鸣猫叫，常让我恐惧得难以入眠。一日三餐也是难题，从没做过饭的我起初手忙脚乱。幸得原房东家帮忙指导，才渡过难关。

每月回县城探亲时，我向父母诉说了烦恼。父亲随即找到公社书记说明情况。书记与生产队长商议后，决定让我与两位在本队插队多年、当时在附近建筑工地打工的上海知青同住。新住处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宽敞明亮。我在生产队劳动，早晚在机关食堂吃饭，中午带饭，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四、邂逅书香门第与那个“她”**

新住处离村约四里路，需经过一条老街。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工作时，将我引荐给老街上的余老师。余老师是当地文化站负责人，德高望重。他的家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木屋，满墙字画，藏书丰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余老师的老伴是小学老师，女儿余倩在公社中学读高二。余倩端庄温柔，举止间透着比同龄人更成熟的魅力。她成绩优异，是每年的“三好学生”，年龄比我小三岁。

自此，我每天上下工经过余老师家，常受到他们全家的关照。余老师允许我去文化站借书，充实了我的夜晚；每周还会请我去家里吃饭“改善伙食”，而饭菜多是余倩亲手烹制的美味佳肴。

一天，余老师突发疾病昏厥。我恰巧路过，急忙找人将他送往医院，并通知其儿子。余老师住院期间，其老伴钟老师嘱托我多照看独自在家的余倩。我欣然应允，每天上下工都会留意她家的情况。

一个暴雨天，我被淋得浑身湿透，跑到余倩家借伞。她见状赶紧让我进屋，拿出哥哥的干净衣服让我换上，又熬了姜糖水给我驱寒。她的细心体贴让我无比感动。此后，她常主动帮我清洗弄脏的衣物。对于身处异乡、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我，这份关怀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