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九旬母亲的住院抉择：面对慢阻肺，她如何守护自己的“养老方式”

2026年春节前后，年近九旬的母亲两次因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而备受煎熬。胸闷气短、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这些症状让家人揪心不已。首次发作时，考虑到子女们各有难处（我在上海，弟弟术后休养，妹妹独自照料压力大），母亲婉拒了住院建议，仅靠药物在家控制。

母亲并非对健康掉以轻心。她懂得一些中医知识，注重保暖、规律服药，加之妹妹夫妇的悉心照料和她本人乐观的心态、广泛的文艺爱好，病情一度稳定。然而，2月27日，哮喘再次严重发作，情况危急。妹妹陪同她在新建区人民医院紧急处理后，根据医生建议，通过120急救车转至江西省人民医院，并办理了住院手续。安顿好一切，妹妹才通知在红谷滩的我。

接到电话时，我震惊不已，立刻放下碗筷赶往医院。在心脑血管科病房，我看到母亲憔悴地躺在病床上，心疼万分。与主治杨医生沟通后，我们了解到母亲因“太有主见”而不太配合某些治疗，医生希望家属能协助劝说。鉴于母亲心率快、血压高，她被转入24小时监控病房。

在新病房，母亲需要接受持续的心电血压监测。一个多小时后，未发现显著异常的她，建议改为每日数次间断监测。被拒绝后，母亲以内急为由自行拔掉了监测设备。杨医生对此感到棘手，要求我们签署一份医疗免责文件。

我理解母亲的“不配合”。作为一名退休教师，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清晰的认知。她认为此次发作与春节劳累、情绪波动及天气寒冷有关。过去十年，她因哮喘在多家医院有过诊疗经历，加之家族中有老中医，她积累了不少应对经验。因此，当医生建议进行更多检查或使用吸氧、呼吸机时，她都礼貌地拒绝了，坚信自己的病情未到那般严重程度。

在母亲看来，医疗过度干预的案例屡见不鲜。对于支气管慢性病，她认为不能指望短期应急手段根治，许多症状是“正常的生理老化”，过度治疗反而可能带来副作用，影响晚年生活质量。她常对我们说：“对于生死，我并不过于在乎，关键是珍惜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她向往自由、乐观、积极的养老方式。基于这份清醒与自信，我们选择尊重并支持她的决定。

陪护期间，我和妹妹轮流值守。一次，母亲说饿了，我买来一碗肉丁青菜面。她吃着面，轻松地聊起家常，病房内短暂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我由衷佩服母亲这份“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

下午治疗结束后，母亲小憩片刻，感觉尚可，便与我畅谈起来。她高兴地分享春节的喜悦：孙子一家从上海开车回来团圆；耄耋之年的妹妹也带着从英国回来的孙女前来拜年。那个下午，我们母子难得地推心置腹聊了数小时，亲情的力量弥足珍贵。

然而，住院环境本身也是一种考验。28日我接班时，母亲告知前一晚因病房嘈杂、与妹妹挤一张床燥热难耐，几乎整夜未眠。她感慨：“这就是病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住院的原因之一。”所幸上午检查显示，她的炎症消退，血压、心跳等指标已基本恢复正常。

正当我们为此高兴时，杨医生建议将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进行全面检查治疗。我们感谢了他的建议。下午，母亲被转到新病房。安排过程中，我推着母亲为做一项检查在楼层间来回奔波，深切体会到就医的繁琐。

新病房里，躺着两位靠呼吸机和氧气维持的八旬老人，景象令人不忍。母亲相比之下精神矍铄，若不发病，完全看不出是危重病人。环境的安静让她终于补了一个好觉。目睹此景，我深感生命脆弱，也更加理解了母亲不愿接受过度治疗的选择——她希望以更自主、更有质量的方式度过晚年。这也坚定了我自身坚持锻炼、规律生活的信念。

母亲计划观察三天后出院。3月1日一早，我赶到医院协助办理手续。主治付医生查房时指出，母亲所患更可能是“慢阻肺”，暗示需继续住院。母亲态度坚决，亲笔写下字条，感谢医生精心治疗，并基于各项指标已改善的情况，恳请出具出院通知。

我揣着字条多次寻找忙碌的付医生，过程周折。最终通过电话沟通，他同意办理。但出院手续同样一波三折：一楼窗口因电子资料未上传无法办理，联系护士上传又需等待。来回奔波在拥挤的电梯间，让我这不年轻的身体也感到疲惫。但我亦尝试换位思考，理解大医院里医患双方的共同难处。

当所有手续终于办妥，母亲得知可以出院时，十分高兴。我们收拾好行李，等待妹妹前来接应。我搀扶母亲坐在大厅，忽然发现窗外阳光明媚，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在陪伴母亲住院的这72小时里，我不仅经历了一场就医的“奔波”，更获得了一份深刻的精神体验。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朴实的人格魅力、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面对疾病时那份清醒、自主与顽强的意志。这无疑为我自己的古稀之年，增添了别样的感悟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