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母亲的住院抉择：在过度治疗与自主尊严间的72小时

2026年春节前后，年近九旬的母亲因支气管哮喘两次严重发作。症状包括胸闷气短、心跳加速和呼吸困难。首次发作时，考虑到子女们各自的情况——我在上海，弟弟术后在家休养，仅妹妹一人在南昌照料——母亲婉拒了住院建议，选择在家服药调养。

母亲略通中医，加之妹妹夫妇的悉心照顾，她通过保暖、按时服药、保持规律作息和乐观心态，病情一度得到控制。然而，2月27日，哮喘再次急性发作，情况危急。妹妹陪同母亲在新建区人民医院急救后，根据医生建议，立即通过120急救车转至江西省人民医院，并办理了住院手续。

接到妹妹电话时，我正在吃午饭，震惊之余立刻放下碗筷赶往医院。在心脑血管科病房，我看到母亲憔悴地躺在病床上，心疼不已。主治医生杨医生告知我们，母亲是一位“有主见、有思想”的病人，对部分治疗措施不太配合，希望家属能协助劝说。鉴于母亲心跳和血压指标异常，医生建议转入24小时监控病房。

在新病房，护士为母亲接上了24小时心电血压监测设备。但母亲认为自己的情况无需持续监控，在建议改为每日数次间断监测被拒后，她以内急为由自行拔掉了设备。这一举动让杨医生颇为为难，要求我们签署了一份医疗免责文件。

我理解母亲并非无理抗拒。作为一名退休中学教师，且因家族中有老中医而耳濡目染，她对自己的慢性病史（曾因哮喘在江西省肺科医院、新建区中医院就诊）和身体状况有清晰的认知。她认为此次发作与春节劳累、情绪波动及天气寒冷有关，病情并未严重到需要吸氧、插管或使用呼吸机的地步。

母亲平日读书看报，关注医疗信息。她深知，对于支气管哮喘这类慢性病，尤其是高龄老人，过度治疗可能带来副作用，影响生活质量。她常对我们说，不过分在意生死，重要的是珍惜当下，以自由、乐观、积极的态度生活。基于这份对母亲的了解和信任，我们选择尊重她的意愿。

我与妹妹商定轮流陪护。妹妹值夜班，我负责白天。陪护期间，母亲胃口尚好，与我轻松聊起家常，提到春节时孙辈从上海回来团圆、耄耋之年的妹妹携孙女从英国回来拜年，让她倍感家族兴旺的喜悦。难得的长时间独处，也让我们母子进行了多年未有的深入交谈。

然而，住院环境本身成为挑战。母亲告诉我，与妹妹挤在一张病床上，加之病房嘈杂，几乎整夜未眠。她感慨道，这正是许多老人不愿住院的原因——休息不好反易拖垮身体。

转机出现在第二天上午，检查显示母亲炎症消退，生命体征基本恢复正常。正当我们为此高兴时，主治医生提议将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进行全面检查治疗。我们感谢了医生的负责，并于下午将母亲转至17楼的新病房。

新病房相对安静，母亲得以补眠。但办理检查的过程颇为周折，我推着母亲在楼层间往返多次才完成呼吸功能检查。病房内，另外两位依赖呼吸机、情况危重的八旬老人，与虽患病但精神矍铄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此情此景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也更理解了母亲不愿接受过度侵入性治疗的想法——她希望保有生活质量与尊严。

母亲住院满三天后，自觉症状改善，决定出院。3月1日一早，我赶到医院协助办理手续。然而，主管的付医生在查房时提出，母亲的情况可能属于“慢阻肺”，暗示需继续住院。沟通未果后，母亲亲笔写下字条，陈述出院理由并恳请批准。

我揣着字条多次寻找付医生，过程一波三折。最终通过电话沟通，拿到了病历资料。但在住院部一楼办理出院时，又因电子资料未同步而受阻，不得不再次联系护士站上传。作为年过七旬的跑腿者，我在拥挤的电梯和楼层间奔波，深感在大型医院办理手续的不易，但也尝试理解院方的繁忙。

当所有手续终于办妥，母亲如释重负。我搀扶她坐上轮椅离开病房。来到一楼大厅，只见外面雨过天晴，阳光明媚。陪同母亲住院的这72小时，不仅是一段医疗陪护经历，更让我切身感受到母亲面对疾病与衰老时的朴实、乐观与顽强意志。她以清醒的自主选择，在复杂的医疗系统中，努力守护着自己所看重的晚年生活品质与内心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