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失眠缠斗的日子：从抗拒、求医到“生不如死”的试药经历

我的失眠史，可以追溯到二十岁出头。那时仗着年轻，总觉得能扛过去，根本没把它当回事。然而，随着年龄增长，生活的鸡零狗碎越来越多，失眠也像藤蔓一样，越缠越紧，越来越可怕。

去年此时，天色一暗，恐惧便如约而至——漫漫长夜，我该如何熬过？偶尔侥幸入睡，大脑却整夜被噩梦占据，常常在半夜惊出一身冷汗，之后无论如何辗转反侧，睡意都杳无踪迹。仅仅几天，这种状态就把我折磨得寸步难行。我意识到，不能再独自硬扛了。

于是，我决定去医院。有时医院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你只要踏进去，病就好似轻了大半。我未必全指望诊断，或许，只是想碰碰这样的运气。

我特意挂了一位看起来年轻有为的医生的号，挑了个工作日，排队的人不多。候诊区里，少见中年人，反倒坐着不少穿着校服的“祖国花朵”。我心里嘀咕：这社会怎么了，年纪轻轻就失眠？我看他们像“混日子”的，他们看我的眼神大概也差不多。这失眠的队伍，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却不请自来，真是世道变了。

我怯生生地在医生对面坐下。为了体现虚弱，我一向努力表现得温和。口罩也难掩俊朗的医生，简短地问了几个问题，我也简短地回答：“是的”、“好像没有”。我的回答寥寥数语，他却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目光始终锁在电脑屏幕上，未曾分给我半分余光。

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草草结束，总该再说点什么。我搜肠刮肚，拼凑出一段话。说完，也就完了。他显然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真是一位“专注”的医生。末了，他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面列着几种名字稀奇古怪的药。“照着上面写的吃。”他说。

“我都成中重度抑郁症了？”我有些愕然，“这药是不是很猛？我有点不敢吃。”

“要治病就吃，不吃就别治。”他回答得铁面无私。

可我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抑郁症呢？我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死。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绞尽脑汁回想自己有没有过“求死未遂”的经历。一边想着，一边去药房取了药。回家的路上，记忆的闸门忽然打开——九岁那年，我和母亲闹脾气，为了气她，我决定“毒死”自己。我没碰谷仓下那瓶真正的敌敌畏，而是跑去门口菜地，摘了几片打过农药两三天的扁豆叶子吃。心想，最多挂两瓶盐水，足够吓掉母亲的大眼珠子。结果，我不光没死成，连盐水都省了。我还埋怨母亲：“真抠，给菜打农药兑那么多水干什么，连我都毒不倒！”母亲一听，抄起扫帚把我狠揍一顿，然后把我拽到谷仓边，让我当着她的面把整瓶农药喝了。现在想来，真是“最毒妇人心”。总之，那回我怎么都没死成，老天爷大概不想收我。

回到家，我服下药，等待一场奇迹。我笔直地躺在床上，如同等待盖棺的逝者。就这样躺到夜深，万籁俱寂，我的脑海却一片嘈杂。我开始在床上翻腾，几乎要把床板拆散，睡意依然无踪。一闭上眼，仿佛有成千上万的蚊子在耳边轰鸣。

我猛地坐起，抓过床头的《红楼梦》，翻了一页，一个字也读不进。扔掉，又换《王阳明心学》，同样徒劳。我躺到客厅沙发上，望着窗外浓稠的黑暗，抬起手在空中画圈，一个接一个，画一个数一个。数乱了，就重来。可我依然清醒。

那就起来走走吧。我从客厅东头走到西头，再从南走到北。走到方向模糊，就再走一遍。身体疲惫不堪，精神却异常亢奋。我突然想砸东西，砸个稀碎的那种。但想到楼下住着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妇，只得作罢。最后，我选中了沙发靠枕——不是用手砸，而是用头去撞。心想，万一撞晕了，也就能睡了。可那枕头弹性太好，撞了半天，它完好无损，我头晕眼花。瞥见那堵白墙，这个念头被立刻摁灭：搞不好就真撞死了。死了固然是长眠，可我还不想就此长眠。

终于熬到天亮，我像经历了一场大劫，气血耗尽。家人很纳闷：怎么会有连安眠药都“放不倒”的人？

白天更加难熬。我不光睡不着，还吃不下，明明腹中空空，却阵阵绞痛。我急忙挂了那位医生的线上问诊号。从白天等到晚上，他回复了：“用药的正常不良反应，大概会持续两周，继续用药。”我说我实在难受得紧，比吃药前痛苦百倍。医生没再回复，他或许觉得我在无病呻吟，毕竟，他自己又没吃过这药。家人看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劝我停药。我向来不听劝，这次却听了。

停药后，那种“要死不活”的状态还持续了将近一周。如果非要简单概括这段离奇经历，只有四个字——**生不如死**。

失眠啊，我拿什么来拯救你？你害我彻夜难眠，让脸色暗黄、色斑丛生，使我连熟人都羞于相见。我恨透了你，可为了活下去，又不得不与你勉强握手言和。

做人真难，难死了。

不说了，再说下去，又该胸闷气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