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年华：一段关于生命、成长与未竟情缘的回忆

“青涩年华”这个词，常被用来形容涉世未深、纯洁懵懂的少男少女。对我而言，它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代人因思想单纯、眼神澄澈而独有的气质。如今回首，那段充满跌宕起伏的岁月，情怀似梦，往事如歌。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宣泄。

### 生命的起点与童年的重量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南昌师范学校旁小巷的出租屋里。父母当时分别在省师范学院和市师范学校求学。由于早产、先天不足，加上母亲缺奶，我体弱多病，终日哭闹。遵照医嘱，早产儿需尽量母乳喂养，并密切观察。无奈之下，父母将我送至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

那时，外婆正为不到一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挽救我脆弱的生命，她毅然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始终感恩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段经历后来被我写进作文《我的外婆》。高中语文课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向全班朗诵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长大，我从小体弱。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遭遇了19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本就单薄的生命显得更加脆弱，以至于到70年代中期，我的身高停留在1.57米左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 内向的孤岛与家庭的庇护

先天的不足让我身材瘦小，时常遭遇旁人的鄙视与嘲讽。性格因此变得胆小慎微、内向孤僻，自卑感很强，后来甚至发展到口吃。因为不合群，我常常独自捧着小人书，或拿着小木棍蹲在院子里涂画，自娱自乐。偶尔有孩子欺负我，抢走书、踩坏画，我也不与人计较。时间久了，大家觉得无趣，便不再理我。

在家中，作为长子，我得到了父母格外的呵护与宠爱。即便家庭困难，在多个兄弟姐妹间分配资源时，他们也总是优先满足我，仿佛想弥补因早年疏忽给我带来的身心创伤。

### 知青岁月：从城市到乡村的淬炼

随着年岁增长，父母最操心我的前途与婚姻，既怕我被人欺负，也担心我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时的政策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时任县文化馆馆长，担心我身体单薄，无法承受偏远知青点的艰苦生活。他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在公社当书记的朋友，将我单独安排到靠近新建县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寄宿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

从此，懵懂的我开始了知青生活。每天和当地农民一起下田劳动，赚取工分。插秧、除草、耘禾、收割……各种农活我都干过。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更是早出晚归。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青年来说，日复一日的劳作是巨大的磨练：皮肤被晒脱几层皮，水田里被蚂蟥叮咬，田埂上曾被毒蛇吓过。每天与劳累、汗水、腰酸背痛为伴。

所幸，我得到了乡亲们无私的关怀。寄宿的房东一家待我不薄，让我收工后能暂得休息。在集体劳动中，我深切感受到了农民的勤劳、淳朴与善良。有人会主动问候，照顾我干些轻活；逢年过节若我不回家，还会有村民端来可口的荤菜或鸡汤。那份深情厚谊，让我在艰辛中倍感温暖。

劳动间隙，乡亲们会哼唱民歌、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间偶尔打情骂俏，气氛活跃。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让我见识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与坚韧乐观。

### 独居祠堂与转机

这样相对安稳的日子过了半年多，因房东大儿子结婚，我不得不搬出。生产队长将我安置在村里一个兼作小学的老祠堂里，清出一个小仓库让我住宿、做饭。我买来煤油炉和铁锅，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队长安排几户村民轮流以最低价格为我提供米、菜、油等食材。

独居祠堂的日子格外难熬。祠堂离村子有段距离，门前还有池塘，宛如孤岛。夜深人静时，房梁上老鼠窜动，窗外蛙声与野猫哀鸣交织，让我恐惧得难以入眠。此外，收工后还要烟熏火燎地自己做饭，起初几天手忙脚乱。原房东家知道后，赶紧过来手把手教我，帮我度过了难关。

每月回县城探亲时，我向父母倾诉了烦恼。父亲当即找到公社书记说明情况。书记很重视，随即与父亲、生产队长一同商议我的安置问题。最终决定，让我与同队两位来自上海的老知青小鲁、小杨同住。他们当时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住的是闲置的砖木平房，宽敞明亮。我们三餐在机关食堂解决，我只需带好午饭在生产队部加热。对新住处，我十分满意。

### 邂逅书香与温暖守望

新住处在村庄约四里外，途中经过一条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工作，将我带到老街一户人家门前，介绍我认识了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余老师年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德高望重。他的家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书香门第，墙上挂字画，柜中摆瓷器，通顶书橱里古今名著琳琅满目。

余老师的爱人钟老师是位小学教师，女儿余倩正在公社中学读高二。由于是老来得女，父母对她宠爱有加。余倩端庄温柔，举止间透露出比同龄人更成熟的魅力与良好的教养。她不仅学业优秀（常年是“三好学生”），还主动分担家务，烧得一手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