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纯真无邪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青涩是一种独特的魅力——由于思想的保守，年轻人的眼神纯净简单，透着清澈。回忆那段时光，青春如梦境般缥缈；如今重逢，往事在岁月的沉淀中化作动人的歌谣。我的青涩岁月，充满了起伏与故事。在这个爱追忆的年纪，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仿佛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情感释放。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条小巷子的出租屋里。那时，我的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和市师范学校求学。由于我早产、先天不足，加上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我日夜啼哭。医生建议：“早产儿要尽量母乳喂养，早接触、早吸吮，注意观察腹部有无呕吐、腹胀等表现。”无奈之下，父母只好把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寄养。

当时，外婆正在喂养不满一岁的小舅舅。为了救下我这脆弱的生命，她不得不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她身上所剩的乳汁。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亲情接力！我深深感激，是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作文《我的外婆》。高中语文课上，唐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以想象，我是在如何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体弱多病，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七八岁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赶上了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那单薄的生命更加脆弱，以至于到了70年代中期，身高一直停留在一米五七左右，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由于先天不足，瘦小的我经常遭遇别人的白眼和嘲笑。我的性格因此变得谨小慎微、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很强，甚至发展到了说话结巴的地步。因为不合群，大家总能看到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蹲在院子里拿着小木棍涂涂画画、自娱自乐。有的小朋友见我沉默寡言，便故意欺负我，抢走我的书，用脚抹掉我的画作。我也从不计较，时间久了，他们觉得无趣，就不再理会我。

在家里，我是个乖乖仔。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备至。即便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间分配不匀时，他们也会优先满足我，仿佛是在弥补不慎给我带来的身心创伤。

随着年龄增长，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和婚姻大事，生怕我被人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父亲当时是县文化馆馆长，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农村的苦活，便避开集体下放的知青点，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当公社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队长把我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吃住。

从此，懵懂的我怀着对一切的好奇，每天和当地农民一样，下田、旱地出工劳动，赚取工分。队长看我瘦小，每天只给我记七分。我干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各种农活。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我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皮肤在田地里晒脱过好几层皮，水田里插秧被蚂蝗叮咬，田埂上走路曾被毒蛇咬伤。对于一个自小在城市长大、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必修的功课。幸好有乡亲们的关心帮助，尤其是农户家搭伙吃住，才让身体得到暂时的恢复。房东大妈和大哥对我也格外关照。

在李家村劳动的日子里，我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勤劳、淳朴与善良。有的人会主动关心我的生活，安排我干些轻便的活，还催我早收工，帮我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每逢年节，我若没回家，总有村民送来可口的荤菜或一碗鸡汤。那份深情厚谊，让我无比感动。

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农耕技能：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被晒黑的肌肤在阳光下泛着古铜色的光，显得格外精神。辛苦并未动摇他们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决心。劳动之余，乡亲们也会寻些乐子来调节体力消耗：有人哼唱民歌，有人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人则拿他们逗趣；个别“名嘴”还编出些黄段子，惹得大家前仰后合。这些欢声笑语极大地缓解了疲劳，活跃了气氛，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苦中作乐的日子里，我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左思右想，只好将我安置在村里一处老旧祠堂兼小学（低年级1—3年级混合班）暂住。小仓库被清空后，成了我的卧室兼厨房。我特意去供销社买来煤油炉和铁锅，自己做饭菜。从那以后，队长每天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并安排几户村民轮流为我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本地最低价算。

搬过来后，我不仅更忙碌辛苦，还多了精神上的负担。每到夜晚是我最难熬的时候。祠堂与村子隔开一段距离，门前有个池塘，像一座孤岛。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房梁上的老鼠成群窜来窜去，吱吱喳喳，让人毛骨悚然。外面池塘蛙声阵阵，野猫在窗台上哀鸣，扰得我无法入眠。这种环境怎能不叫人害怕？但碍于面子，我不敢声张，头一个多星期几乎不敢合眼。

一日三餐也成了难题。过去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如今却要自己动手。从没做过饭的我，头几天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房东知道后，赶紧过来手把手地指导，帮我渡过难关。

每月我都有一次回县城探亲的机会。向父母诉说了烦恼后，父亲毫不犹豫地亲自来到公社，找到书记说明原委。书记随即陪同父亲来到我的住处，找来生产队长，陈述了我在祠堂居住的困难。我下放的村庄新城郊区，面前有一条锦江，远处是连绵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好一幅青山绿水的田园风光。书记和队长几番商讨后，决定让我与本队下放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他俩是老三届，来农村插队多年，近年在新城建设工地上打工。他们的宿舍是闲置的砖木水泥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们去工地，我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我们就在机关食堂用膳。每天早上我带好饭菜，中午在生产队用开水泡热吃，早晚在住处附近的食堂就餐。我对新家非常满意。

新的住处离村庄约四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条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工作，他带我到老街街口一户人家敲门。开门的是位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的老先生。

父亲说：“这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

“余老师好！”我礼貌地问候。

“这是我的大儿子谢陈。”

“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和我握手。

父亲接着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负责的文化站年年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事多请教他。”

“领导过奖了，我只是力所能及。不像谢馆长，一手抓全县群众文化，一手还搞文学创作。以后还请馆长多关照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