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病魔：古稀之年陪护母亲的72小时，一堂关于生命与尊严的实践课
2026年春节前后，我的母亲两次遭遇支气管哮喘的猛烈袭击。胸闷、气短、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如同一记记重锤，敲击在她年迈的身躯上。第一次发作时，远在上海的我未能在场，妹妹在电话里劝说母亲去医院住院，却被她婉言谢绝。她或许是不忍心看我在上海牵挂，弟弟刚做完肝囊肿手术在家调养，而妹妹一人护理的压力太大。最终，母亲只是开了些药，没有住院。
好在母亲是一位懂得中医的老人，她注重保暖、按时服药，加上顽强的意志力，妹妹和妹夫的悉心照料，以及她乐观的心态和广泛的兴趣爱好——文学、音乐都是她的精神支柱，生活规律，病情总算得到了控制。
然而，命运并未就此收手。2月27日，母亲的哮喘再次发作，这次来得更加危急。妹妹陪同她赶到新建区人民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建议立即转院至江西省人民医院。120急救车呼啸而至，妹妹一路陪同，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给出了住院的建议。妹妹毫不犹豫地为母亲办好了手续，直到一切都安顿好，才打电话告诉住在红谷滩的我。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在吃午饭。震惊之下，我放下碗筷，直奔地铁2号线。在阳明公园站下车，快步走了10分钟，我终于找到了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北楼心脑血管科22层38号床。推开门，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脸上写满了疲惫，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千言万语在此刻化为无言的相依。
我和妹妹随后前往医生办公室，与主治大夫杨医生商讨治疗方案。杨医生有些无奈地告诉我们，母亲并不太配合他的治疗。他说：“您母亲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主见的病人，这样的病人确实很难应对。”他希望我们能劝说母亲听从医嘱。鉴于母亲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症状，医生建议立即将她转入24小时监控的23床。护士用轮椅将母亲推出病房，妹妹搀扶着她躺在了走廊上的移动病床上，送入了有监控的新病房。
进入新病房后，护士立刻为母亲安装了24小时的心跳和血压跟踪设备。一个多小时的监测，并没有发现太大的异常。母亲试探性地问医生：“能不能每天只做两三次间断式的测试？”得到的否定答复后，她开始显得有些不耐烦。最终，她以内急上厕所为由，强行拔掉了身上的插头。杨医生为此感到为难，将我们兄妹叫了过去，让我们在一份医疗免责书上签字。
我深知，母亲并非无理取闹，她作为一位曾经的中学教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她认为，这次发作的根源在于春节期间的劳累：客人来往的喧闹，情绪的起伏，身体没有好好休息，再加上天气阴冷受凉所致。过去十年里，她因哮喘发作，先后在江西省肺科医院和新建区中医院住院和门诊治疗过。再加上外公和舅舅都是老中医，耳濡目染之下，母亲也掌握了不少相关的知识。当医生劝她做一系列检查，并要求吸氧、插管、甚至上呼吸机时，她都一一婉拒了。她坚信，自己的病情远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对于每天读书看报的母亲来说，医疗过度治疗导致的案例屡见不鲜。她认为，像支气管炎这样的慢性病，不能指望用应急手段短期见效。很多症状，其实只是“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无需过度干预。相反，不必要的治疗可能带来更多的副作用，甚至影响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更何况，她已是一位近九旬的高寿老人。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她对生死并不在乎，重要的是珍惜当下，随遇而安，自由、乐观、积极地生活。基于这份坚定的自信，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这一边。
为了合理安排陪护，我与妹妹商量决定轮流值守。妹妹让我白天留下，她晚上过来接班。妹妹离开后，母亲跟我说她早上没吃饭，现在有点饿了。我下楼去医院的膳食食堂给她买了一碗肉丁青菜面。看着母亲吃着面条，脸上带着笑容，轻松地跟我聊起家常，刚才病房里那种短暂的紧张气氛瞬间烟消云散。我在心里暗暗佩服母亲，她真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人。
下午，母亲在完成吃药、输液、检查、体温测试等一系列治疗后，按习惯小睡了一会儿。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说一切正常。于是，我们母子俩又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她告诉我：“今年这个春节过得特别开心。你儿子一家四口特意从上海开车回来过年。除夕中午和晚上，分别在奶奶家和岳父母家吃了团圆饭。大年初五，我九十多岁的妹妹夫妇还带着从英国回国过年的孙女来看我，让我感到家族的兴旺和喜悦。”
聊着聊着，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五点半。平时沉默寡言的我，竟然滔滔不绝地跟母亲谈心了几个小时，这大概就是亲情的力量吧。母亲留我在医院吃晚饭，我说中午在家带了两餐的饭菜。提出给她买碗米饭，她说不需要，按习惯晚餐吃得清淡。我把中午剩下的面汤在微波炉里加热，配上她带的面包，就是她的晚餐了。天色渐暗，母亲催我赶紧回家，说妹妹马上就到。
28日午饭过后，我按计划来到医院，换妹妹回家休息。母亲告诉我，她头天晚上几乎没睡。她和妹妹两个人挤在一张病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燥热难耐。病房里个别家属很晚还在聊天，声音嘈杂，干扰很大。妹妹也同样没休息好，一早起来就觉得头昏脑胀。
“是啊，这就是病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住院的原因之一。要是时间长了，没病的人都熬出病来。”我感慨道。母亲话锋一转，兴奋地告诉我：“上午的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炎症消退，血压、心跳、体温基本恢复正常。”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也十分高兴。这时，主治医生杨医生走过来，提议让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进行全面检查治疗，并问我们是否同意，他马上联系床位。我们非常感激杨医生的建议。下午一点半，床位落实，在17楼呼吸重症监护科32床。我用轮椅推着母亲，乘医用电梯下到17楼，来到了靠西边的9号病房。
走进病房，护士刚置换好新床单，前一位病人刚出院。我刚搀扶母亲坐下，护士就进来告诉我，让我用轮椅推着母亲上18楼找袁医生做呼吸功能检查。一位好心的家属提醒我走旁边的消防电梯。然而，等我推着母亲来到18楼检查室，却被告知袁医生不在，让我们两点以后再过来。我又不得不推着母亲返回17楼，如此上下来回折腾了几趟，才终于给母亲做了检查。
回到病房，安顿好母亲躺下，我也坐了下来。我看到另外两张床上，分别躺着两位80多岁的老头。中间床上那位满头白发的病人，呈昏睡状态，鼻孔和嘴巴分别插着呼吸机和氧气罐，手上输着液，惨状令人不忍直视。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大概是他的女儿，在为父亲做手部按摩。母亲后来跟我说，这两个老头都比她小几岁。相比之下，母亲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如果不是发病，根本看不出她也是一位危重病人。
母亲因为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而现在的病房比之前安静得多，所以她睡得格外香甜。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感慨：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想到自己也是一位古稀老人，将来也会有病倒的那一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尽量让那个倒下的时间晚一点，得病时的症状不那么痛苦。想到这里，我彻底理解了母亲为何不愿意接受过度治疗。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每天坚持走一万步，坚持阅读写作，坚持做家务，哪怕一个人，也自己动手做饭，绝不吃外卖。现在，当我置身于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环境中，看到危重病人命悬一线、苦苦挣扎，我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下午5点半左右，母亲让我去买饭。我到楼下小吃店买了两个盒饭。吃完饭后，母亲对我说：“按计划，我在医院观察治疗三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明天就出院吧。”她嘱咐我明天上午早点过来，争取尽快办好出院手续。说完，母亲又一次催我回去休息，并告诉我她已经跟妹妹说好，晚上不用来陪床，让我放心。
3月1日一早，我赶到医院，给母亲带了早餐。饭后，母亲让我去找主治大夫付医生。她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她已经与付医生通过电话，陈述了自己想出院的理由。考虑到自己目前的心跳、血压、体温、炎症均已逐步改善，哮喘也没有发作，支气管炎可以回家吃药调养。付医生答应了今天为她办出院手续。
就在这时，付医生领着一群医生护士巡诊查房。他看见我，赶紧说明母亲的病情：“您母亲的症状不是哮喘，是慢阻肺。”言下之意是需要继续住院检查治疗。没等我继续交涉，付医生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病房。我几次跟在后面，在他进出的各个病房门口等待，他总说还有很多病人等着，让我继续等。我回到病房告诉母亲后，她马上拿出纸笔，写了一张字条：“感谢付大夫的精心治疗，鉴于自己各方面检查均有改善，恳请付大夫出具一份出院通知书。陈华 202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