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纯洁天真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这种青涩是一种独特的美——思想保守，眼神简单而澄澈。回想当年，青涩岁月里的情怀如梦般缥缈；如今团聚，激情往事如歌般悠扬。我的青涩年华，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里，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感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宣泄。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个小巷子的出租屋里。当时，我的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读大学和在市师范学校读中专。因为我早产、先天不足，母亲又没有足够的奶水，我每天哭闹不停。医生建议早产儿尽量母乳喂养，及早进行皮肤接触和吸吮，还要注意观察是否有呕吐、腹胀等症状。无奈之下，父母把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抚养。
那时，外婆正给不到一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救活我的小生命，她不得不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吮她身上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感恩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作文《我的外婆》。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为全班同学朗诵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艰难地长大，从小体弱多病。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当我刚进入身体发育的第一阶段时，又赶上了19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本就单薄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以至于到70年代中期，身高只停留在一米五七左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因为先天不足、身材瘦小，我经常遭到别人的鄙视和嘲讽。我的性格变得胆小谨慎、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很强，后来甚至发展到讲话口吃结巴的地步。因为不合群，大家常常看到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者蹲在院子里的地上，拿着一根小木棍涂涂画画，自娱自乐。有些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就会欺负我，抢我的小人书，用脚抹掉我画的东西。我也不跟他们计较。时间长了，大家觉得无趣，就不再理我。
在家里，我是一个乖乖崽。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有加。家里条件困难时，兄弟姐妹的东西分配不均，父母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仿佛是在弥补因他们不小心给我带来的身心创伤。
随着我渐渐长大，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和婚姻大事。他们怕我被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时，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他担心我身体单薄，吃不消农村的艰苦生活，便没有让我集体下放到偏远的知青点，而是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在公社当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吃住。
从此，懵懵懂懂的我，对一切充满了好奇。我每天和当地农民一样，下到农田和旱地出工劳动，赚取工分。因为我瘦小，队里每天只给我记七分。我做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各种农活。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我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让我的皮肤被晒脱了好几层皮，水田插秧时被蚂蟥叮过，田埂上走路还被毒蛇咬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房东大妈和大哥对我很好，让我每天收工回来能暂时得到缓解和休息。
在李家村参加集体劳动，我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勤劳、淳朴和善良。有人会主动问候我的生活情况，照顾我干一些轻便的活，催促我早点收工，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每逢年节，如果我没有回家，有的村民还会送一盘可口的荤菜或一钵美味的鸡汤给我享用。那份深情厚谊，让我十分感动和幸福。
平时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农技。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黝黑的肌肤和古铜色的脸上闪着光泽，显得特别精神。辛苦并没有动摇他们用劳动创造财富、争取幸福的决心和意志。劳动中，乡亲们还不时寻找一些自娱自乐的方式来缓解体力消耗。有人哼唱当地的民歌小曲、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一些中老年村民则不失时机地拿他们开涮；还有个别嘴皮子利索的人，会添油加醋编一些段子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这些极大地缓解了劳动中的疲劳，活跃了气氛，振奋了精神，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苦中作乐的日子里，我真切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置我，只好把我安排在村里一个老旧祠堂兼小学（低年级1—3年级混合班）暂住。他们把里面的小仓库清空后，让我搬进去住宿和做饭。我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一个煤油炉和一口铁锅。从那时起，队长每天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了保证我的食材供应，队长安排了几户村民轮流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本地最低价格卖给我。
自从搬过来之后，我除了更加忙碌辛苦，精神上也增加了意外的负担。每到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祠堂和村子隔开一段距离，门前还有一个池塘，祠堂仿佛一座孤岛。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床上，房梁上的老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叽叽喳喳，让人不寒而栗。外面池塘里的蛙声、野猫在窗户上的哀鸣，吵得我无法入睡。这种环境怎能不让人害怕？但因为碍于面子，我又不敢声张。刚过去的一个多星期，我晚上几乎不敢闭眼睡觉。
让我为难的还有一日三餐。过去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现在劳动后还要自己做饭做菜，从来没烧过饭的我，头几天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知道后，赶紧过来帮忙，手把手地指导我，让我渡过了难关。
我每月有一次回县城家中探亲的机会。向父母汇报农村生活，讲述自己的烦恼和遭遇后，父亲毫不犹豫地亲自来到公社，再次找到那位书记，说明了原委。书记听后马上陪同父亲来到我的住处，找来生产队长，陈述了我的困惑，希望他们能考虑到我胆小体弱的情况，想办法妥善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新城郊区，前面有一条河叫锦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海，真是一片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公社书记和队长商量后，决定让我和本队下放的上海知青小鲁、小杨同住。他俩是“老三届”，来农村插队多年。近几年新城建设热潮中，生产队照顾他们，安排他们进城打工。他们在离村庄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宿舍是一间闲置的砖木水泥结构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们去工地，我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我们就在机关食堂吃饭。我每天早上去食堂带好午饭，中午在生产队用开水泡热就能吃。早晚则在住处附近的机关食堂用餐。我对这个新家十分满意。
新的住处在离村庄大约四里路的地方，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他把我带到老街街口的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的老先生。
父亲对我说：“这位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
“余老师好。”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这是我的大儿子谢陈。”父亲介绍道。
“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和我握手。
父亲接着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所负责的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什么事，多向余老师请教。”
“领导过奖了，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像谢馆长您这样一手抓全县的群众文化建设，还自己搞文学创作。以后还请馆长继续关照基层员工。”余老师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