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2024年龙年春节将至，每当这个时节，我总会想起童年在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温馨片段。那时，我在赣西农村的外婆家过年。除夕清晨，外婆早早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而我这个调皮的孩子则提着小桶面糊，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屋里屋外地张贴。年画种类繁多，按内容贴在不同位置：大门上贴武门神，通常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进入院子后，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如“天官赐福”；再往里，屋门上则贴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满院洋溢着喜庆气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在中学担任美术老师。那年再次来到外婆家，依然与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但年画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已发生巨大变化。新题材多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与愿景，例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法上也采用当时流行的上海月份牌风格，人物更细腻真实，兼具美感和装饰性，深受大众欢迎。
我如饥似渴地欣赏这些精美喜庆的年画，尤其是《祖国啊，母亲》。画面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面带微笑地望向观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几只和平鸽在空中飞翔，整个画面祥和喜庆。无论题材、立意、构图，还是人物塑造和色彩处理，都令人耳目一新。更令我惊叹的是，这些作品全部出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及省地市名家之手，有些还在全国年画展览中获奖。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画家。1997年，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成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任教美术。巧合的是，校址正是最初的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那些年画作者，后来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在我上课的教室里工作、培训、创作。得知此事后，我感慨万千。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编写，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大画家朝夕相处近三个月。他们德高望重、和蔼可亲、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任务结束时，出版社赠送每人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20年后的今天，我与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在上海重逢。我们多次相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观展心得，互赠画册和文集。昔日仰望的导师，如今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贴年画，祈求平安健康，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贴年画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这一习俗由此盛行。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年画多以趋凶避邪、祈福迎祥为主题，与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相伴，逐渐形成中国民间特有的装饰艺术。全国三大年画产地是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各具特色。
“福禄寿全”、“观音送子”、“年年有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年画，形象鲜明、色彩明快，总能引人进入祥瑞喜庆的氛围。年画作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它与春联一样，源于“门神”。后来题材更广，如胖娃娃抱鲤鱼象征吉庆有余，聚宝盆和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上世纪，为了满足民众需求，全国各地涌现大批年画家。年画作品被印刷出版，大量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张贴、赏年画蔚然成风。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上曾做出突出贡献。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示同意、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引发“新年画运动”。起草者蔡若虹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一文件激发了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江西许多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宣传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增添新思想、新内容。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凭借扎实功底一炮打响，成为很多绘画学习者的偶像。刘熹奇回忆：“1965年，17岁的我在新华书店发现这幅年画，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正是这个机缘，我结识了施绍辰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坚持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创作于1973年，描绘两位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墙上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青少年对首都的向往。同期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自电影《闪闪的红星》；刘称奇的《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新年挂历。这些作品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充满社会正能量。
为提升绘制技术，江西年画界学习上海“月份牌”风格。月份牌年画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喜庆气氛，如今已成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举办多期年画学习班，报名者爆满，共100多人参加。70年代，江西年画有意识选择本土题材，如井冈山主题。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革命历史；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妇女绣制红军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展现女青年在黄洋界打靶；胡立义的《井冈新苗》表现少先队员浇灌松苗；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致敬“朱德扁担”精神。这一时期，江西年画有十几件入选1974、1975年全国美展，广受好评。从70年代起，江西年画不仅在本地出版，还被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版社发行。1973年，《北京的声音》发行百万份；1978、1979年出版年画250种；1980至1992年，出版50余种、500多件作品，最高年发行量达六七百万份。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画家们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题材广泛，摆脱空洞概念，歌颂新成就、新气象。1980年，江西年画研究会成立。1984年，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薄松年来南昌讲学，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精品幻灯片，极大启发年画作者。当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一等奖，《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同年《祖国啊，母亲》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银奖。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获二等奖。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等获铜奖。
1988年，刘熹奇赴广州交流，表演首创的“透明水色”技法。这种技法使用幻灯片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鲜亮透明，且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上色，色彩纯净。这基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这一创新使他的作品细腻明亮、透润自然，成为获奖的重要原因。代表作《祖国啊，母亲》由中国美术馆收藏，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历史悠久，曾兴盛一时。随着时代变迁，这门古老艺术逐渐式微，甚至有人担心它走向消亡。但我认为，年画作为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它汇集了优秀民族绘画形式，不会也不该消失。当代的衰退只是发展中的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加上许多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探索创新，一定能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的年画精品，焕发新的活力。
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