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纯洁年轻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这种青涩是一种特有的美——思想保守，眼神简单澄澈。遥想当年，我曾感慨情怀如梦；如今重逢，再细数往事如歌。我的青涩年华，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仿佛一次酣畅淋漓的宣泄。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条小巷子的出租屋里。那时，我的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读大学和市师范学校读中专。因为早产、先天不足，加上母亲缺奶，我每天哭闹不止。医生建议尽量母乳喂养，早接触、早吸吮，还要注意观察腹部状况，以防呕吐、腹胀。于是，父母不得不把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喂养。
当时，外婆正给不到1岁的小舅舅哺乳。为救我这条幼小的生命，她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她身上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段何等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感恩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作文里。高中语文课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为全班朗诵《我的外婆》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想而知，我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长大，从小体弱多病。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身体发育的第一阶段，又遭遇了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单薄的生命更加脆弱，以至于到了70年代中期，身高仍停留在一米五七左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因先天生理不足，瘦小的我总被人鄙视和嘲讽。我变得胆小谨慎、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越来越强，甚至发展到讲话口吃结巴。因为不合群，大家常看到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拿着小木棍蹲在院子里涂涂画画、自娱自乐。个别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就欺负我，抢我的小人书，用脚抹掉我画的东西，我也不计较。时间一长，他们觉得无趣，就不再理我。
在家里，我是个乖乖崽。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宠爱。在家庭困难、兄弟姐妹分配不匀时，他们优先满足我的需求，仿佛要弥补因大意带给我的身心创伤。
随着我年龄增长，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和婚姻大事，怕我被人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面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担心儿子身体单薄，吃不消农村艰苦生活，便避开集体下放的安排，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当公社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吃住。
从此，懵懵懂懂的我，对一切充满好奇。每天与当地农民一样下田出工，赚取工分。看我瘦小，队里每天只记七分。我做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农活。每逢春插、双抢、秋收，都是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让我皮肤晒脱了几层皮，水田里插秧被蚂蝗叮过，田埂上走路被毒蛇咬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的必修课。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帮助，尤其是农户家搭伙吃住，每天收工回来，身体能暂时缓解和休息。房东大妈和大哥对我不薄。
在李家村生产劳作，我与乡亲们一同参加集体劳动，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和善良。有人主动问候我的生活情况，照顾我干轻便的活，催促我早点收工，帮我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每逢年节，若我没回家，有的村民还会送来一盘可口的荤菜、一钵美味的鸡汤。那份深情厚谊，让我无比感动和幸福。
平时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技能：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被晒黑的肌肤、古铜色的脸上结实放光，显得特别精神。辛苦动摇不了他们靠劳动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决心。劳动中，乡亲们常找些自娱自乐的方式缓解体力消耗：有人哼唱当地民歌，有人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村民也不失时机地拿他们开涮。个别“名嘴”常添油加醋地编些段子，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极大转移了疲劳，活跃了气氛，提高了效率。在苦中作乐中，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不知如何安置我，便把我安排在村里一间老旧的祠堂（兼小学低年级混合班）里。他把里面的小仓库清空，让我搬进去住宿和做饭。为此，我去供销社买了一个煤油炉和铁锅。从那时起，队长每天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保证食材供应，他安排几户村民轮流为我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本地最低价格购买。
搬过来后，我除了更忙碌辛苦，还多了精神负担。夜晚最难熬——祠堂与村子隔开一段距离，门前有个池塘，像座孤岛。夜深人静时，房梁上老鼠成群结队，叽叽喳喳，让人不寒而栗。外面池塘的蛙声、野猫在窗上的哀鸣，扰得我无法入眠。这种环境怎能不害怕？但碍于面子，我不敢声张。刚过去的一个多星期，我晚上几乎不敢闭眼。
一日三餐也让我为难。过去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现在却要自己动手。从没烧过饭的我，头几天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得知后，赶紧过来手把手指导，帮我度过难关。
我每月有一次回县城探亲的机会。向父母汇报农村生活，讲述烦恼后，父亲毫不犹豫地亲自来到公社，找到书记述说原委。书记听后，马上陪父亲来到我的住处，召来生产队长，陈述我的困惑，希望根据我的胆小体弱情况，重新妥善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城郊，面前有河叫锦江，远处是连绵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海——好一派青山绿水的田园风光。公社书记和队长几经商讨，决定让我与本队下放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他们是老三届，来农村插队多年，近几年因新城建设热潮，生产队照顾他们进城打工。他们在离村庄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宿舍是闲置的砖木水泥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们去工地，我回队劳动。住处靠近机关，我们用膳就在机关食堂。我每天早上带好中午的饭菜，在生产队部用开水泡热即可。早晚都在住处附近机关食堂吃饭。我对新家十分满意。
新住处离村庄约4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他带我来到老街街口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位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的老先生。
父亲说：“这位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
“余老师好。”我礼貌地打招呼。
“这是我的大儿子谢陈。”
“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与我握手。
父亲接着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所负责的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什么事多请教余老师。”
“领导过奖了，我只是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像谢馆长您，一手抓全县群众文化建设，一手搞文学创作。以后还请馆长继续关照基层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