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年关将至，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赣西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温馨场景。记得那时，除夕一早，外婆便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而我这个调皮的小孩，则提着小桶面糊，欢天喜地地跟在他身后，屋里屋外张贴起来。这些年画各有寓意，按内容贴在合适的位置：大门上是武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庇佑家宅平安；进了院子，外屋门上则贴文门神，如“天官赐福”；再往里，屋门上便是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充满喜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再次回到外婆家，依旧与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不过，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已大不相同。它们更多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法上，则采用了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画法，人物更细腻真实，美感与装饰性俱佳，深受大家喜爱。
那时我已是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我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心中满是羡慕与赞叹。尤其《祖国啊，母亲》这幅画，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她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挂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向观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几只和平鸽飞过，整个画面洋溢祥和喜庆。此画在题材、立意、构图、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令我惊叹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全部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及省地市名家，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中获奖。我那时暗下决心，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画家，这个愿望成为我不断奋斗的动力。1997年，我终于梦想成真，成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当美术老师。校址正是原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那些年画作者，如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在我上课的教室工作、培训、创作年画。得知这个消息，我十分感慨，仿佛与各位画家缘分不浅。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大画家编辑朝夕相处近三个月。他们德高望重、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任务完成后，出版社赠予每位参与者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与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在上海相会。我们多次邀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观展心得，互赠画册和文集。过去让我仰视的专业导师，如今竟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年画，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健康，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文化保护角度看，贴年画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这一习俗随之盛行。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年画多与趋凶避邪、祈福迎祥相关，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民间装饰艺术。全国年画三大产地为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来年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人民的风俗和信仰，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与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时间发展，题材日益广泛。最常见的有：胖娃娃抱大鱼，寓意吉庆有余；聚宝盆和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想当年，为满足人们对年画的需求，全国各地涌现大批年画家，优秀作品被印刷出版，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购置、张贴、欣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有过突出贡献与辉煌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起草者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蔡若虹，他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文件激发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大批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宣传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希望为传统审美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分配至江西工作。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年）因扎实的造型与画面处理能力一炮打响，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榜样。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就是这个机缘，使我结识施绍辰老师，爱上年画艺术，并坚持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是1973年于“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描绘两个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墙上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青少年对首都的向往。同期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自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主角“潘冬子”。刘称奇的《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挂历出版，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激发了更多人的学习热情。
在提升技法方面，江西年画借鉴了上海“月份牌”风格，以其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喜庆气氛深受喜爱。如今，月份牌已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员爆满，达100多人。
70年代，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本土特色题材，如“井冈山”系列：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陈慧荪的《井冈红旗》、章仁缘的《红军路上》、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等，均反映井冈山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有十几件入选1974、1975年全国美展，引起广泛关注。70年代起，江西年画不仅在本省大量出版，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出版社出版。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百万份；1978、1979年出版年画250种之多；1980年至1992年，出版50余种，共500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画家们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努力提高艺术水平。题材广泛，摆脱空洞概念，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人物形象，歌颂新中国成就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使年画呈现绚丽多彩局面，涌现许多优秀作品，屡获全国大奖。
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成立江西年画研究会。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讲解中国年画史并放映精品幻灯片，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重要影响。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一等奖，《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获一、二等奖，传为美谈。同年，《祖国啊，母亲》在第六届全国美展获银奖。此外，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获二等奖。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冯杰与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进行年画创作交流，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技法。该技法使用幻灯片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鲜亮透明，且不用碳粉打稿，直接用色作画，避免了颜色变脏。刘熹奇基于十多年幻灯片绘制经验发明此技法，使作品细腻深入、明亮清新，成为他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代表作《祖国啊，母亲》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源远流长，曾颇为兴盛。随着时代变迁，这门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有人认为它将消亡。但我认为，年画作为民俗文化相传至今，汇集了许多优秀民族绘画形式，不会也不该走向衰亡。近代的衰退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加上一大批情感真挚、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探索创新，一定能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