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失眠共处的日子

我患上失眠症已经很久了，大概是二十岁出头时开始的。那时年轻气盛，仗着身体扛得住，根本不当回事。但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琐碎烦恼越来越多，失眠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去年这个时候，只要天一黑，我就陷入无尽的恐惧中——这漫漫长夜，我该如何熬过去？偶尔侥幸入睡，大脑又被噩梦缠绕，常常半夜被吓出一身冷汗，之后无论怎么折腾也睡不着了。

这种日子持续了几天，把我折磨得举步维艰。我想再也不能硬扛了，于是决定去医院。有时医院什么也没做，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只要一踏进去，病就好了一大半。我并非真的指望治病，只是想碰碰这样的好运。

我特意挑了个工作日，选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排了一小会儿队。来看这种病的没几个中年人，都是一些穿着校服的“祖国花朵”。现在的社会怎么了？年纪轻轻就失眠，实在让人想不通。我看他们像混子，他们看我更像混子——这种病该来的人没来，不该来的却纷纷到场，真是世道变了。

我怯生生地在医生面前坐下，为了显得自己虚弱，我看病时一向表现得很温柔。戴着口罩仍显俊朗的医生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也简单地回：“是的”“好像没有”。明明回答很短，医生却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眼睛直盯着电脑屏幕，连眼角的余光都不肯分给我。我觉得不能这么马虎地结束，应该再说点什么。我东拼西凑，总算凑出一串话。说完也就完了，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可真是个专注的医生啊。

最后，他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面列着一些名字稀奇古怪的药。他说：“照着上面写的吃。”我问：“我都成中重度抑郁症了？这药是不是很猛？我不敢吃。”他回：“要治病就吃，不吃就别治。”他可真铁面无私。

可我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抑郁症呢？我都还没想过要去死。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绞尽脑汁地回忆自己有没有死成过或没死成的事。一边想，一边去药房取了药。回家的路上，我又想了一路。最后，我想起九岁那年，和妈妈闹脾气，为了气她，我决定去“毒死”自己。我没喝谷仓下那瓶敌敌畏，反而跑到门口菜地里摘了几片扁豆叶子吃——那扁豆打了农药已经两三天了。不出意外的话，顶多挂两瓶盐水就能好，吓唬我妈绰绰有余。想想那两瓶盐水的钱也足够让她大眼珠子掉下来，我就忍不住笑。结果我不光没死成，连盐水都省了。我说我妈真抠，给菜打农药还兑那么多水，连我都毒不倒，还怎么杀虫子？我妈一听，二话不说抄起扫把就狠狠揍了我一顿，揍完把我扔到谷仓前，要当我面把满瓶农药喝了。我妈真毒啊，最毒妇人心。总之，那回我怎么都没死成——老天就是不想让我死。

我吃了药，等待奇迹发生。我笔直地躺着，像刚死去的人准备盖棺那样。我就这么躺到入夜，万籁俱寂，脑海却一片嘈杂。我开始在床上翻腾，几乎要把床板翻烂，仍然没有半点睡意——只要一闭上眼，成千上万的蚊子就在耳边嗡嗡叫。我嚯地坐起身，拿过床头的《红楼梦》，翻了一页，看不进一个字，把它扔了；换了一本《王阳明心学》，再翻一页，还是看不进一个字，也扔了。我躺倒在客厅沙发上，望着窗外黑乎乎的一切，抬起一只手画圆圈——一个接一个地画，画一个数一个，数着数着就不知数到哪里了，那就再来一遍吧，还是睡不着。那就起来走走，我从东走到西，再由南走到北，走着走着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那就再走一遍吧，可我仍睡不着。我突然想砸东西，而且要砸得稀碎那种，但一想到楼下住着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万一吓出个好歹来就糟了。于是，我选中了沙发枕——不是用手砸，而是用头撞：万一撞晕了，就能睡了；晕了就是睡了。可那玩意弹性太好，撞了半天完好无损。我看了一眼那堵白墙——这可万万撞不得，搞不好就撞死了；死了也是睡了，可我不想长眠啊。

终于熬到了天亮，我像渡了一场大劫，气血耗尽。老方很纳闷，说我不是人，怎么会有人连安眠药都放不倒？

白天更糟——我不光睡不着，还吃不下，什么都没吃却肚子疼。我急忙挂了医生的线上号，从白天等到晚上，他回：“用药的不良反应，大概会持续两周，继续用药。”我说：“我实在难受得紧，比原先还要痛苦。”医生没再回复我，他可能觉得我是无病呻吟——毕竟他自己又没吃过这药。老方看我这个不死不活的鬼样子，劝我还是停药。我从没听过他的话，这次却听了。停药后，这种要死不活的状态还持续了将近一周。如果要简单概括这段离奇经历，那只有四个字——生不如死。

失眠啊，我拿什么来拯救你？你害得我彻夜难眠，让我的脸暗黄又长斑点，弄得我不敢见半个熟人。我恨透了你，可为了活命，又不得不与你握手言和。做人真难，难死了。

不说了，再说又该胸闷气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