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天真纯洁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青涩更是一种独特的韵味，代表着思想单纯、眼神清澈。那时我常感慨青春如梦，如今重逢再聚，往事如歌般涌上心头。我的青涩岁月，充满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故事，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我决定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畅快淋漓地宣泄一番。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条小巷子的出租屋里。当时，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读大学和市师范学校读中专。由于我早产、先天不足，母亲又缺奶，我每天哭闹不停。医生叮嘱：早产儿应尽量母乳喂养，早接触、早吸吮，时刻注意观察腹部是否出现呕吐、腹胀等症状。无奈之下，父母只好将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喂养。
那时，外婆正给不到一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拯救我这个脆弱的生命，她毅然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她身上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段何等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深深感恩，是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了作文。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我的外婆》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长大，我从小体弱多病，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时，正值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遭遇1962年的自然灾害，我本就单薄的身体更显脆弱，以至于到了70年代中期，身高始终停留在1米57左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由于先天不足，瘦小的我常遭别人的鄙视和嘲讽。我逐渐变得胆小谨慎、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强得压得我喘不过气，甚至发展到讲话口吃的程度。因为不合群，大家经常看到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蹲在院子地上用小木棍涂鸦，自娱自乐。个别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就欺负我，抢我的小人书，用脚抹掉我画的东西，但我从不计较。时间一长，他们觉得无趣，便不再理会我。
在家里，我是个乖乖崽。作为长子，父母对我格外呵护宠爱，在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分配不均时，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仿佛是要弥补因疏忽带给我身心创伤的亏欠。
随着年龄增长，父母最操心的莫过于我的前途出路和婚姻大事，生怕我被人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时代的主旋律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他担心我身体单薄，吃不消农村的艰苦生活，于是避开集体下放到偏远知青点的安排，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在公社当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吃住。
从此，懵懂的我开始对一切充满好奇。每天，我像当地农民一样，下到农田、旱地出工劳动，赚取工分。队长看我瘦小，每天只记七分。我干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农活。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我都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皮肤晒脱过几层皮，水田里插秧被蚂蝗叮过，田埂上走路被毒蛇咬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都要经历的磨练。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帮助，特别是房东家搭伙吃住，每天收工回家后，身体总算能得到缓解和休息。房东大妈和大哥也对我十分照顾。
在李家村，我与乡亲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真切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和善良。有人主动问候我的生活情况，照顾我干些轻便的活；有人催促我早点收工，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每逢年节，如果我没回家，有的村民还会端来一盘可口的荤菜，或一砵美味的鸡汤给我享用。那份深情厚谊，让我无比感动和幸福。
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技能。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被晒黑的肌肤、古铜色的脸上结实放光，显得格外精神。辛苦动摇不了他们用劳动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决心。同时，乡亲们不时找些自娱自乐的方式调节紧绷的神经：有人哼唱当地民歌乡曲，有人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人不失时机拿他们开涮，个别“名嘴”还添油加醋编段子逗乐，引得大家前仰后合。这极大地转移了劳作疲劳，活跃了气氛，提振了精神，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苦中作乐中，我真正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只好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不知如何安置我，只得让我住进村里一个老旧的祠堂，那里也是一个低年级（1-3年级）的混合班小学。他将里面的小仓库清空，让我搬进去住宿和做饭。我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个煤油炉和铁锅。自那以后，队长每天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了保障我的食材供应，他安排几户村民轮流为我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当地最低价购买。
搬过来后，我不仅更忙碌辛苦，精神上也多了负担。每到晚上，是最难熬的时候。祠堂与村子隔着一段距离，门前还有一个池塘，仿佛一座孤岛。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房梁上老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叽叽喳喳，让人不寒而栗；窗外池塘蛙声一片，野猫在窗台上哀鸣，搅得我无法入眠。这种环境怎不令人害怕？但碍于面子，我又不敢声张，最初的一个多星期，我几乎不敢闭眼睡觉。
一日三餐也是难题。以前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现在却要自己动手，从未做过饭菜的我，头几天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知道后，赶紧过来手把手指导，帮我度过了难关。
我每月回县城家中探亲一次，向父母汇报农村生活，讲述自己的烦恼后，父亲毫不犹豫地赶到公社，再次找到书记说明情况。书记听后陪同父亲来到我的住处，叫来生产队长，陈述我的困惑，希望他能考虑我胆小体弱的状况，妥善重新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新城郊区，面前有一条河叫锦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海，风光秀丽。经过几轮商讨，公社书记和队长决定让我与同队下放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他们是“老三届”，来农村多年，近年因新城建设热潮，生产队照顾他们进城打工，住在离村庄不远的建筑工地宿舍，那是间宽敞明亮的砖木水泥平房。他们白天去工地，我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大家就在机关食堂吃饭。我每天早上带好饭菜，中午在生产队部用开水泡热吃，早晚则在附近食堂解决。我对这个新家十分满意。
新的住处离村庄大约4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把我带到老街街口一户人家门前。开门的是位面色黑里透红、年近六旬的老先生。父亲介绍道：“这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我礼貌地问好。父亲又对我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事多请教他。”余老师谦虚地回应，并请我们进屋。师母泡茶倒水，屋内陈设古色古香，墙上挂着字画，装饰柜里摆着古老的花瓶、瓷器、根雕，通顶的书橱里古今名著应有尽有，是一个真正的书香门第。
从谈话中得知，余老师的老伴是小学老师，女儿余倩在公社中学读高二。余老师四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因此父母格外宠爱。她的两个哥哥早已参加工作或下放知青点，很少回家，余倩便成为父母身边的依靠。她主动帮父母操持家务，烧菜做饭也是一把好手。余倩微胖的脸上带着甜美浅笑，端庄温柔、楚楚动人，举手投足间透露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魅力，一看便知有良好的教养和学识。果然，父亲说她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实际上，她只比我小3岁。
每天我从住处去生产队上工，都要从余老师家门口经过。他们全家对我十分客气。余老师知道我爱看书，经常带我去文化站，让我从书架上挑喜欢的书借回去看，让我的夜晚变得充实。此外，每周余老师还会请我到他家吃饭，说是改善伙食、增加营养。那时，余倩总会做满桌美味佳肴，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由于余老师平时嗜烟酗酒，常犯哮喘、咳嗽、胸闷。有一天，他突然发病昏厥，把师母和余倩吓得不轻。恰好我上工路过，赶紧跑去生产队请人，将老师送到公社医院。经检查急救，医生建议立即转县医院住院。我又马不停蹄地到公社邮政所，给余老师在新丰农场工作的儿子打电话，通知他速回。当天，儿子陪老伴和余老师赶往县医院。临行前，师母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嘱咐：“这段时间麻烦你常来看看余倩，她一个人在家，又要上学又要料理家务，我们有些不放心。我看你为人忠厚、办事稳当，就拜托你了。”我答应了，并表示每天上下工都会过来看看。
在余老师住院的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上下工时都会留意她家房门是否上锁。尤其是下午，一旦看到门没锁，我就敲门问问余倩的情况。周末余倩不上学时，她依旧按老习惯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饭聊天。有时我收工晚，她就静静站在门口看书等我。
有一天收工，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远处雷声滚滚，眼看大雨将至。好心的李婶劝我跟她回家拿把伞，我却固执地以为雨不会那么快下，拔腿就往住处跑。没跑多远，暴雨就倾盆而下，浇得我全身湿透。经过老街，见余倩家门没锁，我赶紧敲门想借伞。她开门见我如此狼狈，连忙让我进屋，从里屋拿出哥哥的干净衣服：“你去洗手间换下湿衣服，我做饭，你就在这吃了再走。”不一会儿，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姜糖水：“赶紧喝了，天气凉，不然容易感冒。”她的体贴入微，让我感激涕零。
余倩是个细心的姑娘，只要见我衣服上有泥土、污迹或汗味，就会劝我换下来让她洗。起初我不好意思，但在她不容置疑的坚持下，我只好乖乖“投降”。身处异地、每天干着繁重农活的我，面对这般无微不至的关怀，本就口吃的我感动得语无伦次，只能露出一副憨态可掬的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