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眼看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在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难忘经历。小时候，在赣西某农村的外婆家过年，除夕这天，外婆一早会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年画，童年调皮的我会提着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地跟着舅舅屋里屋外张贴。各式年画按内容不同，贴在各自的位置上：门户上贴上门神像。门神分文武两种，文门神多为“天官赐福”，武门神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大门贴武门神，进入院子后，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再往里，屋子门上则贴一对迎接门童和开合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再次来到外婆家，还是和舅舅一起贴春联、年画，不同的是，年画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上，多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习俗和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法上，运用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技法绘制，使人物更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因而广受大众喜爱。
当时，我已是中学美术老师，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爱不释手、赞叹不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祖国啊，母亲》，画面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对观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身旁飞过几只和平鸽，整个画面营造出祥和喜庆的氛围。这幅画在题材、立意、构图、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更让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画的作者全部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及省地市名家，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中获了奖。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画家，这个愿望成了我努力奋斗的动力。1997年，我终于实现了梦想，成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当美术老师，校址正是原来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那些年画作者，如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在我上课的教室工作、培训、创作年画。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十分感慨，看来我与各位画家缘分不浅。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和教参的编写，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大画家编辑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期间，我们见识了他们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言行举止，他们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和教材编写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完成离开前，出版社给每位参与者赠送了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竟与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在上海相会。我们多次邀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观展心得，互赠个人画册和文集。过去令我仰视的专业导师，如今竟成了一对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年画，为了祈求新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贴年画还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受其影响，这一习俗逐渐盛行。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年画多与趋凶避邪、祈福迎祥两大主题密切相关。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民间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年画有三大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它们构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寓意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带人进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时间发展，象征吉庆有余的年画题材更加广泛。最常见的有：胖娃娃抱大鲤鱼，象征吉庆有余；聚宝盆和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当年，为了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需求，全国各地涌现了大批年画家。他们的优秀作品被印刷出版，大批量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贡献和辉煌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他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宣传革命胜利及新中国成立，传递党的执政理念和新社会的生产方式，希望在人民传统审美习惯的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工作。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年）一炮打响，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和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及后来的江西年画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正是这个机缘，我结识了施绍辰老师，爱上了年画，并坚持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于1973年在“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描绘了两个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身后墙上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期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自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影片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不仅让人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纷纷投入这一领域。这些作品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与变革，契合了时代需求，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内容确定后，提升绘制技术、增强艺术感染力成为关键。通过调研，江西决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喜庆气氛浓厚，具有独特美感，如今已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数爆满，超过100人。
在题材选择上，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突出本土文化特色，这成为江西年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井冈山”主题作品越来越多。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毛主席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情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了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的女青年在绣制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展现女青年在井冈山黄洋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场景；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少先队员浇灌新植松苗，寓意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表现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的场景，同样反映传承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
这一时期，江西有十几件年画作品入选1974年、1975年的全国美展，引起全国年画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从7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本地大量出版发行，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地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及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了百万份；1978至1979年，出版年画达250种。1980年至1992年，江西出版年画50余种、共500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需求两旺、捷报频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许多画家克服了闭门赶任务的弊病，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注重提升年画作品的艺术水平。题材更加广泛，摆脱了空洞概念或表面描写的局限，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而及时地歌颂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使年画艺术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屡获全国性大奖。
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江西年画研究会成立。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这次讲学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题材和主题选择上，给予了作者们很大启发。80年代后，江西年画的主题更加自由丰富，充满改革开放的新气象。1984年，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一等奖，另一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同一人一项展览获一、二等奖，成为一时美谈。因历史原因，本次评选距上一届已隔30余年，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年画评选。同年，《祖国啊，母亲》又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银奖。此外，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均获二等奖。这些成果充分肯定了江西年画几十年的发展。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冯杰与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均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交流，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这一技法是他对年画技法的重要突破。“透明水色”技法使用幻灯片绘制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鲜亮透明。关键在于无需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避免颜色变脏。刘熹奇发明这一技法是基于其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正是有了扎实的基础，他能自如掌控颜料，且无需素描底稿。“透明水色”技法使作品细腻深入、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是他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意味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代表作《祖国啊，母亲》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产地众多，通俗普及，曾有过兴盛发展。随着时代变迁，这一风靡几个世纪的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甚至有人认为它将最终消亡。但笔者认为：年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汇集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它不会也不该走向衰亡。近代表现出的衰退，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更因为有一大批情感真挚、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探索创新，必定能创作出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逐步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