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年轻纯洁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这种青涩是男性与女性特有的美——思想保守、眼神简单澄澈。遥想当年，我曾感慨情怀似梦；如今团聚，再细数往事如歌。我的青涩年华，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故事。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里，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有种酣畅淋漓的宣泄感。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条小巷子的出租屋里。当时，我的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和市师范学校读书。由于我早产、先天不足，母亲又缺奶，我每天哭闹不停。医生建议：早产儿尽量母乳喂养，早接触、早吸吮，还要注意观察是否有呕吐、腹胀等情况。无奈之下，父母只好把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喂养。
那时，外婆正为不到1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拯救我的幼小生命，她不得不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她身上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感恩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作文《我的外婆》。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想而知，我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长大，从小体弱多病。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身体发育的第一个阶段，又遇上了19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单薄的生命变得更加脆弱，以至于到了70年代中期，身高仍停留在1米57左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由于先天的生理不足，瘦小的我总是遭到别人的鄙视和嘲讽。我变得胆小谨慎、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很强，后来甚至发展到口吃结巴。因为不合群，大家常看到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拿着小木棍蹲在院子里涂涂画画、自娱自乐。个别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就会欺负我，抢夺我的小人书，用脚蹭掉我画的东西。我也不与人计较，时间久了，他们觉得无趣，就不再理我。
在家里，我是个乖乖仔。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宠爱。在家庭困难、兄弟姐妹分配不匀的情况下，他们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仿佛是为了弥补因大人不慎带给我的身心创伤。
随着年龄增长，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出路和婚姻大事——害怕我被人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时的去向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时任县文化馆馆长，担心我身体单薄，吃不消农村艰苦生活，便避开集体下放到偏远知青点的安排，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在公社当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吃住。
从此，懵懵懂懂的我，对一切充满好奇。每天与当地农民一样下田出工，赚取工分。看我又瘦又小，队里每天只记七分。我做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农活。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我都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皮肤被晒脱了几层皮，水田里插秧被蚂蝗叮过，田埂上走路被毒蛇咬过。对于一个长期生长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都要经历的磨练。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农户家搭伙吃住，每天收工回来，身体才能暂时得到缓解和休息。房东大妈和大哥也对我不薄。
在李家村，我与乡亲们在田地里集体劳动，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和善良。有人会主动询问我的生活情况，照顾我干些轻便的活计，催促我早点收工，慢慢适应农村劳动生活。每逢年节，如果我未回家，有的村民还会送来一盘可口的荤菜、一钵美味的鸡汤给我享用。那份深情厚谊，让我十分感动和幸福。
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技艺：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被晒黑的肌肤、古铜色的脸上结实发光，显得特别精神。辛苦动摇不了他们靠劳动创造财富、争取幸福的决心。同时，乡亲们也不时寻找自娱自乐的方式，调节紧张的体力消耗。有人哼唱当地的民歌乡曲，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村民不失时机地拿他们开涮。个别被称作“名嘴”的人，常添油加醋编些黄段子取乐，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极大地转移了疲劳，活跃了气氛，提振了精神，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苦中作乐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不知如何安置我，便把我安排在村里一个老旧的祠堂兼小学（低年级1—3年级混合班）暂住，将里面的小仓库清空后，让我搬进去住宿和做饭。为此，我特意在供销社买了个煤油炉和铁锅。从那时起，队长每天叮嘱我与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了保障我的食材供应，队长安排几户村民轮流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本地最低价格购买。
搬过来后，我除了更加忙碌辛苦，精神上还增添了意外的负担。每到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祠堂与村子隔开一段距离，门前还有个池塘，仿佛一座孤岛。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房梁上的老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叽叽喳喳，让人不寒而栗。外面池塘里的蛙声、野猫在窗户上的哀鸣，搅得我无法入眠。这种环境怎能不让人害怕？可碍于面子，我又不敢声张。刚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我几乎晚上不敢闭眼睡觉。
让我为难的还有一日三餐。过去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现在劳动后还要自己动手做饭。从没烧过饭菜的我，头几天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知道后，赶紧过来帮忙，手把手地指导，让我度过了难关。
我每月有一次回县城家中探亲的机会，向父母汇报农村生活情况。讲述了自己的烦恼后，父亲毫不犹豫地亲自来到公社，再次找到书记述说原委。书记听后，马上陪父亲来到我的住处，找来生产队长。陈述了我的困惑后，书记和队长看到我胆小体弱的情况，决定想办法重新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新城郊区，面前有一条叫锦江的河，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海，好一派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经过几轮商讨，他们决定让我与本队下放来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这两人是老三届，来农村插队多年。近几年新城建设热潮，生产队照顾他们，安排他们进城打工。他们在离村庄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宿舍是闲置的砖木水泥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们出去上班，我则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我们用膳在机关食堂。我每天早上带好中午的饭菜，中午在生产队部用开水泡热食用，早晚则在住处附近的机关食堂吃饭。我对这个新家十分满意。
新的住处离村庄大约4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的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他把我带到老街街口的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位面色黑里透红、年近六旬的老先生。父亲说：“这位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余老师好。”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这是我的大儿子谢陈。”“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与我握手。父亲接着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所负责的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什么事，多多请教余老师。”“领导过奖了，我只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像谢馆长您，一手抓全县群众文化建设，一手还自己搞文学创作。以后还请馆长继续关照基层员工。”
说着话，里面出来一位老妇和一位年轻姑娘。“这是老伴，那是我的女儿”，余老师分别介绍。“谢馆长请进屋坐。”师母泡茶倒水，宾主落座，寒暄起来。这是一套木质老屋，陈设古色古香：墙上挂着字画，装饰柜里摆放着古老的花瓶、瓷器、根雕，通顶的书橱里古今名著应有尽有，好一个书香门第。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余老师的老伴是位小学老师，女儿余倩在公社中学读高二。由于父亲40多岁才得此女，父母特别宠爱她。她的两个哥哥早几年就参加了工作或下放到知青点，很少回家。女儿成了两老最亲近的依靠。余倩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主动帮父母操持家务，烧菜做饭也是一把好手。从她微胖甜美、浅浅的微笑中，我能看出她的端庄温柔、楚楚动人。她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比同龄人更成熟的青春魅力，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和学识。果然没猜错，她父亲说，女儿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实际上，她的年龄只比我小3岁。
每天我去生产队出工，从住处到村上都要从余老师家门口经过。他们全家对我十分客气。知道我喜欢看书，余老师常带我到文化站，让我在书架上找喜欢的书借回去看。这让我晚上的业余时间过得十分充实。此外，每周余老师还会请我到家里吃饭，说是改善伙食、增加营养。那时，余倩做满桌的美味佳肴，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由于余老师平时喝酒抽烟厉害，常有哮喘、咳嗽、胸闷的症状。有一天，他突然发病昏厥，把师母和余倩吓得不轻，不知所措。正好我上工路过，赶紧跑到生产队请人，把老师送到公社医院。经过检查和紧急处理，医生建议马上转到县医院住院治疗。我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公社邮政所，给余老师在新丰农场工作的儿子打电话，通知他赶紧回来。当天，儿子和老伴陪着余老师赶往县医院住院。临行前，余老师的老伴把我叫到身边，小声嘱咐：“这段时间，麻烦你经常过来看看余倩。她一个人在家，每天要上学，还要料理家务，我们有些不放心。通过观察，感觉你为人忠厚、办事稳当，拜托了。”“钟老师，您别客气。您们全家对我恩重如山，我报答还来不及呢，您就放心吧！”我答应了钟老师的请求，表示每天上下工时都会过来看一看，请师母放心。
在余老师住院的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上下工经过他家时，都会看看门有没有上锁。特别是下午，一旦看到门没锁，我就会敲门询问余倩的情况。每逢周末余倩不上学，她都会延续过去的习惯，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吃饭聊天。有时我收工比较晚，她还会站在门口，静静地看书等我吃饭。
有一天收工回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远处响起隆隆雷声，眼看一场大雨即将到来。好心的李婶劝我跟她回家拿把伞再走，我却固执地认为雨不会那么快下，拔腿就往住处跑。没跑多远，暴雨倾盆而下，我全身湿透。经过老街，见余倩家门没锁，我赶紧跑过去敲门借伞。小余开门见我如此狼狈，赶紧让我进屋，张罗着拿出哥哥的一套干净衣服：“你到洗手间去把湿衣服换下，我去做饭。你在我这儿吃了饭再走。”没多久，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糖水放到桌上：“你赶紧喝了，天气凉，不然很容易感冒。”面对她的体贴入微，我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