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从童年记忆到丹青传承
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到来，每当这个时节，我总会想起童年时在赣西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美好回忆。小时候，除夕一早外婆就会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调皮的我就提着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地跟在他身后，屋里屋外地忙碌。各式年画按内容张贴在不同的位置：大门上贴武门神，通常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进入院子后的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如“天官赐福”；再进屋门，则贴上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再次来到外婆家。和往年一样，我与舅舅继续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不同的是，年画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它们越来越多地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习俗和美好愿景，比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法上，这些作品采用了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画法，人物塑造更加细腻真实，兼具美感和装饰性，因而深受大众欢迎。
已是中学美术老师的我，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爱不释手，赞叹不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祖国啊，母亲》这幅作品，画面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她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对大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几只和平鸽飞过，整个画面营造出祥和喜庆的氛围。此画无论在题材、立意、构图，还是人物塑造、色彩效果与艺术处理上，都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令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画的作者全部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及省地市名家之手，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中获奖。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画家。这个愿望，一直是我努力奋斗的动力。1997年，我终于实现了梦想，加入了江西省美术家协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当美术老师。校址恰好就是当年最早的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上面提到的那些年画作者，也是如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经在我上课的教室里工作、培训，进行年画创作。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感慨万千，看来我与各位画家的缘分不浅。果然，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和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老师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德高望重与严谨学风：他们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给所有教材编写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完成离开前，出版社给每位参与者赠送了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竟与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在上海相会。我们多次相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观展心得，互赠画册和文集。过去让我仰视的导师，如今竟成为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年画，图的是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贴年画也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这一习俗便得以盛行。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年画多与驱凶避邪、祈福迎祥两大主题密切相关。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习俗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之适应的中国民间特殊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年画有三大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来年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年画与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时间推移，年画题材更加广泛。最常见的画面有：一个胖娃娃抱着大鲤鱼，象征吉庆有余；一个聚宝盆和一棵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想当年，为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需求，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年画家。他们的优秀作品被印刷出版，大批量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省，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与辉煌的历史。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他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他们创作新年画，宣传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希望在传统审美习惯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工作。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一炮打响，成为很多学画者的老师和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及后来的江西年画作者有着重要影响。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幸运地在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正是这番机缘，让我结识了施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创作了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是1973年在“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的。画中两位小朋友正围着一台“北京牌”收音机收听广播，身后墙上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期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源于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不仅让人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纷纷投身这一领域，以创作年画为荣。他们的作品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与变革，契合了时代发展需求，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内容确定后，关键在于如何提升绘制技术、增强年画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调研，江西年画决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强烈的喜庆气氛，深受人们喜爱。如今，月份牌已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数爆满，共有100多人参加。
在题材选择上，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挖掘本土文化特色，这也是其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涌现出越来越多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了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情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女青年绣制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画面；章仁缘的《红军路上》表现了女青年们到井冈山黄洋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故事；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了少先队员在井冈山上浇灌新植松苗的场景，表达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则刻画了一位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的情景，同样反映了传承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1974年、1975年的全国美展，引起全国年画界的关注，并受到广泛好评。从70年代起，江西年画不仅在本地大量出版发行，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及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了百万份；1978年、1979年出版年画达250种之多。从1980年至1992年，江西出版年画50余种，共500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需求两旺、捷报频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许多画家主动克服关门赶任务的毛病，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着力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那一时期年画的题材更为广泛，摆脱了空洞概念或表面描写的弊端，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而及时地歌颂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年画艺术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屡获全国性大奖。
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1980年还成立了江西年画研究会。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了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这次讲学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给予了年画作者们很大启发。80年代以后，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获一、二等奖，一时传为美谈。由于历史原因，这次评选距上一次已隔30余年，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同年又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此外，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在全国重要展览上收获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兄弟）、冯杰、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交流，并表演了他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这一技法是刘熹奇在年画技法上的重要突破。他使用的是绘制幻灯片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因而鲜亮透明。关键在于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避免了颜色变脏。刘熹奇发明这一技法，主要得益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可以自如掌控这种颜料，并且无需素描底稿。
“透明水色”技法使刘熹奇的年画作品细腻深入、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也是他在全国年画展上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它代表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刘熹奇的代表作《祖国啊，母亲》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