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失眠缠斗的那些年

我患上失眠症已经很久了，大概从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了。那时仗着年轻能扛，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可随着年龄增长，零零碎碎的事越来越多，失眠也越来越凶。去年这时候，只要天一黑，我就陷入无尽的恐惧——漫漫长夜，该如何熬过去？偶尔侥幸睡着，整颗大脑便会被噩梦缠绕，时常半夜被吓出一身冷汗，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天，把我折磨得寸步难行。我想不能再硬扛下去了，于是去了医院。有时医院根本没做什么，但就是有种神奇的力量——你只要一踏进去，病就好了一半。我不是真去看病，只是想碰碰运气。

我特意找了个年轻有为的医生，挑了个工作日去，排了一小会儿队。来看这种病的没几个中年人，都是一些穿着校服的“祖国的花朵”。现在这社会怎么了？年纪轻轻就失眠，真是想不通。我看他们像混子，他们看我更像混子——这支队伍里，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不请自来，世道真是变了。

我怯怯地在医生面前坐下，为了显得虚弱，我看病时一向最温柔。戴着口罩也俊朗的医生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也简单回答：“是的”，“好像没有”。明明回得很短，医生却把键盘敲得稀里哗啦响，他的眼睛直盯着电脑，连眼角余光都不愿给我。我觉得不能这么马虎结束，应该再说点什么。我东拣西拣，总算凑出一串话，说完也就完了——他没听进去一个字，还真是个专注的医生。

末了，他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面列着一些名字古怪的药。他说：“照着上面写的吃。”我说：“我都成中重度抑郁症了？这药是不是很猛啊，我有点不敢吃。”他说：“要治病就吃，不吃就别治。”他可真铁面无私。可我怎么就有这么严重的抑郁症呢？我都还没想去死。为了印证，我绞尽脑汁地回想，自己有没有死过却没死成。

从药房拿药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最后想到九岁那年，我和我妈闹脾气，为了气死她，我决定去毒死自己。我放着谷仓下的那瓶敌敌畏不喝，跑去门口的菜地里摘了几片扁豆叶子吃。那扁豆打了农药已经两三天了，不出意外的话，也就挂两瓶盐水的事，吓唬我妈绰绰有余。想想那两瓶盐水的钱，足够吓掉她的大眼珠子，我忍不住想笑。后来我不光没死成，连盐水也免了。我说我妈真抠，给菜打农药兑那么多水干什么，连我都毒不倒，还怎么杀虫子？我妈一听，二话不说抄起扫把就把我狠狠揍了一顿，揍完把我扔到谷仓，要我当着她面把满瓶农药喝了。我妈真毒啊——最毒妇人心。总之，那回我怎么都没死成，老天就是不想我死。

我吃了药，等待一场奇迹发生。我笔直地躺着，像刚死去的人准备盖棺一样。我就这么躺着，等到入夜，万籁俱寂，脑海却一片嘈杂。我开始在床上翻腾，几乎快把床板翻烂了，还是没有半点睡意。只要一闭上眼，成千上万的蚊子在耳边吵。我“嚯”地坐起身，拿过床头的《红楼梦》，翻了一页，看不进一个字，把它扔了；换了一本《王阳明心学》，又翻了一页，还是看不进一个字，也扔了。我躺倒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窗外黑乎乎的一切，抬起一只手画圆圈，一个接一个画，画一个数一个，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字。那就再来一遍吧，可还是睡不着。

那就起来走走。我从东走到西，再由南走到北，走着走着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那就再走一遍吧，可我仍然睡不着。我突然想砸东西，砸得稀碎那种，但一想到楼下住着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万一吓出好歹就糟糕了。于是我选中了沙发枕。我不是用手砸，而是用头撞——万一撞晕了就能睡了，晕了就是睡了。可那玩意弹性太好，撞了半天完好无损。我看了一眼那堵白墙，这可万万撞不得，搞不好就撞死了，死了也是睡了，可我不想长眠啊。终于熬到天亮，我像渡了一场大劫，气血耗尽。老方很纳闷，说我不是人，怎么会有安眠药都放不倒的人呢？

白天更遭罪：我不光睡不着，还吃不下，什么都没吃却肚子疼。我急忙挂了那医生的线上号，从白天等到晚上，他回：“用药的不良反应，大概会持续两周，继续用药。”我说我实在难受得紧，比原来还痛苦。医生没再回复——他可能觉得我是无病呻吟，毕竟他自己又没吃过这药。老方看我这个不死不活的鬼样子，劝我还是停药。我从不听他的话，但这一回，我听了。停药后，这种要死不活的状态还持续了将近一周。如果非要简单概括这段离奇经历，那只有四个字——生不如死。

失眠啊，我拿什么来拯救你？你害得我彻夜难眠，让我的脸暗黄、色斑丛生，弄得我不敢见半个熟人。我恨透了你，可我为了活命，又不得不与你握手言和。做人真难，难死了。不说了，再说又该胸闷气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