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用来形容涉世未深、纯洁天真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这种青涩是男女特有的美，源自思想保守带来的眼神简单澄澈。遥想当年，青涩的岁月里，情怀如梦；如今团聚，激情已逝，往事如歌。我的青涩年华，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故事。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成了一种酣畅淋漓的宣泄。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个小巷子的出租屋里。当时，我的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读大学和市师范学校读中专。因为我早产、先天不足，母亲又缺奶，每天哭闹不止。医生叮嘱：早产儿要尽量母乳喂养，早接触、早吸吮，还要留意腹部情况，防止呕吐、腹胀。于是，父母不得不把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喂养。
那时，外婆正给不到1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挽救我这条小生命，她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她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段何其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感恩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了作文《我的外婆》，在高中语文课上，唐老师声情并茂地给全班同学朗诵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想而知，我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长大，从小就体弱多病。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正是身体发育的第一个阶段，又遇上了19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单薄的生命更加脆弱，到了70年代中期，身高一直维持在一米五七左右，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因为先天不足，瘦小的我总遭到别人的鄙视和嘲讽，性格变得胆小谨慎、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越来越强，甚至发展到讲话口吃结巴。我不合群，大家常常看到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者拿着小木棍蹲在院子里的地上涂涂画画、自娱自乐。个别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就欺负我，抢我的小人书，用脚抹掉我画的东西。我也不计较，时间一长，他们感到无趣，就不再理我了。
在家里，我是个乖乖仔。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有加。在家庭困难、兄弟姐妹分配不均时，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好像是为了弥补因他们疏忽给我身心带来的创伤。
随着我年龄渐长，父母最操心的就是我的前途出路和婚姻大事。他们怕我被人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时的去向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担心我身体单薄，受不了农村的艰苦生活，便避开集体下放到偏远知青点的安排，托关系找到一位在公社当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吃住。
从此，懵懵懂懂的我，对一切充满好奇。每天和当地农民一样，下到农田和旱地出工劳动，赚取工分。看我瘦小，队里每天只给记七分。我做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农活。特别是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我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皮肤被晒脱过几层皮，水田插秧时被蚂蟥叮过，田埂上走路时被毒蛇咬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都要经历的磨练。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农家搭伙吃住，每天收工回来身体能得到暂时缓解。房东大妈和大哥对我也很不错。
在李家村生产劳作，我和乡亲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真切感受到了农民的勤劳、淳朴和善良。有人会主动问候我的生活情况，照顾我从事一些轻便的劳动，催我早收工，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每逢年节，若我没回家，有的村民还会送来一盘可口的荤菜，端来一钵美味的鸡汤给我享用。那份深情厚谊，让我十分感动和幸福。
平时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劳动技能。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被晒黑的肌肤，在古铜色的脸上结实发亮，显得特别精神。辛苦动摇不了他们靠劳动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决心和意志。劳动中，乡亲们还不时寻找自娱自乐的方式来调节体力消耗。比如，有人哼唱当地民歌乡曲、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村民不失时机地拿他们开涮；个别被称为“名嘴”的人，常添油加醋地编些黄段子取乐，逗得大家前仰后合。这些极大地缓解了劳动中的疲劳，活跃了气氛，振作了精神，提高了效率。在苦中作乐里，我切实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好日子过了半年多，恰逢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不知如何安置我，只好让我住进村里一个老旧祠堂兼小学（低年级1—3年级混合班），把小仓库清空后，让我搬进去住宿和做饭。为此，我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一个煤油炉和铁锅。从那时起，每天队长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了保证食材供应，队长安排了几户村民轮流给我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本地最低价格购买。
搬过来以后，除了更加忙碌辛苦，精神上还增加了意外的负担。每天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祠堂与村子隔了一段距离，门前还有个池塘，祠堂仿佛一座孤岛。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房梁上的老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叽叽喳喳，让人不寒而栗。外面池塘的蛙声、野猫在窗户上的哀鸣，吵得我无法入眠。这种环境怎能不害怕？碍于面子，我又不敢声张，头一个多星期，我几乎不敢闭眼睡觉。
让我为难的还有一日三餐。以前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现在劳动后还要自己动手做饭。从没烧过饭菜的我，头几天弄得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知道后，赶紧过来帮忙，手把手指导，帮我度过了难关。
我每月有一次回县城家中探亲的机会。向父母汇报农村生活情况，讲述了自己的烦恼遭遇后，父亲毫不犹豫地亲自来到公社，再次找到书记说明缘由。书记听后，马上陪父亲来到我的住处，找来生产队长，陈述我的困惑，希望考虑到我胆小体弱的情况，想办法重新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新城郊区，面前有一条河叫锦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海，真是个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公社书记和队长商量后，决定让我与本队下放来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他们俩是老三届，来农村插队多年。近几年新城建设热潮，生产队照顾他们，安排他们进城打工。他们在离村庄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宿舍是闲置的砖木水泥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俩去工地上班，我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几个人就在机关食堂吃饭。我每天早上带好中午的饭菜，中午在生产队部用开水泡热吃；早晚都在住处附近的机关食堂吃。我对这个新家十分满意。
新的住处离村庄大约4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他把我带到老街街口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的老先生。
父亲对我说：“这位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
“余老师好。”我礼貌地打招呼。
“这是我大儿子谢陈。”
“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和我握手。
父亲接着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负责的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什么事，多请教余老师。”
“领导过奖了，我只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像谢馆长您，一手抓全县群众文化建设，一手还搞文学创作。以后还请馆长继续多关照基层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