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眼看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每到这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赣西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往事。除夕那天，外婆早早熬好一锅面糊，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我则提着小桶面糊，欢天喜地地跟在后面，屋里屋外地张贴。年画种类繁多，按内容被贴在相应的位置——大门上贴武门神，如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进入院子后，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如“天官赐福”；再往里，屋子门上则贴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再次回到外婆家，仍与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但年画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已发生巨大变化。内容多反映当代人生活习俗和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法上，这些作品采用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画法，人物更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因此深受大众喜爱。
作为中学美术老师的我，如饥似渴地凝视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爱不释手，赞叹不已。尤其是《祖国啊，母亲》，画面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面带微笑，面向观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几只和平鸽飞过，营造出祥和喜庆的氛围。这幅画在题材、立意、构图、人物塑造、色彩和艺术处理上都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令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的作者均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以及省地市名家，有的甚至在全国年画展览中获奖。当时我暗下决心，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画家。这个愿望一直激励着我，1997年，我终于实现了梦想，加入了江西省美术家协会。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当美术老师，校址恰是原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那些我仰慕的画家们曾在我上课的教室工作、培训、创作年画。得知这一消息，我感慨良多，看来我与这些画家缘分不浅。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至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编写，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大画家朝夕相处近三个月。他们德高望重、和蔼可亲、乐观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结束后，出版社赠予每位参与者一本《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细品，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与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刘熹奇老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在上海相遇。我们多次相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心得体会，互赠画册和文集。昔日让我仰视的专业导师，如今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年过年家家户户贴年画，祈求平安健康和美好生活，同时也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这一习俗由此盛行。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主题多为趋凶避邪、祈福迎祥。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先、驱妖除怪的年节风俗中，逐渐形成了这一独特的民间装饰艺术。全国年画三大产区为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寓意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群众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与春联同源于“门神”，随着时间发展，题材更广，如胖娃娃抱鲤鱼象征吉庆有余，聚宝盆和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想当年，为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需求，全国各地涌现大批年画家，优秀作品被印刷出版，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购置、张贴、赏玩年画蔚然成风。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上曾有过突出贡献和辉煌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催生了艺术领域的“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文件起草人蔡若虹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指示激发了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大批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他们宣传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新社会生活方式，在传统审美基础上加入新思想、新内容。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工作。他凭借扎实功底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一炮走红，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与偶像。刘熹奇老师回忆道：“1965年我才17岁，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或许是这个机缘，让我结识了施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创作于1973年的“年画学习班”，描绘两位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墙上贴有宣传画，反映青少年对首都的向往。同期作品还包括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自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少先队员正是主角潘冬子。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新年挂历。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激发了更多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投身这一领域，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与变革。
内容确定后，关键在于提升绘制技术，增强艺术感染力。通过调研，画家们决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以其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喜庆气氛浓厚而受喜爱。如今，月份牌已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数爆满，达100多人。
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本土文化题材，这也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涌现出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如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毛主席开辟根据地的场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妇女会女青年缝制红军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展现女青年在黄洋界打靶训练；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少先队员浇灌松苗，象征精神传承；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则以“朱德扁担”歌颂井冈山精神。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有十几件入选1974年和1975年全国美展，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从70年代起，江西年画不仅在本省大量出版，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地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73年，刘称奇《北京的声音》发行百万份；1978年至1979年出版年画250多种；1980年至1992年间，江西出版年画50多种、500多件作品，最高年发行量达六七百万份，需求两旺，捷报频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许多画家克服闭门造车的毛病，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提升艺术水平。年画题材广泛，摆脱概念化和表面描写的弊病，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歌颂新中国成就和革命胜利的喜悦。
这一时期，年画艺术绚丽多彩，涌现大量优秀作品并屡获大奖。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成立江西年画研究会。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薄松年来南昌讲学，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精品幻灯片，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此后，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一等奖，《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成为一时美谈。同年，《祖国啊，母亲》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银奖。此外，林美岚《鸟语花香》、徐福根《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又是一百分》均获二等奖。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兄弟）、冯杰与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交流，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技法。这一技法使用幻灯片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鲜亮透明，且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避免颜色变脏。这得益于刘熹奇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使他能自如掌控颜料，无需素描底稿。“透明水色”技法让作品细腻深入、明亮清新，成为他屡获大奖的重要原因，也标志江西年画在题材和技法上均有创新突破。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产地众多，曾兴盛一时。随着时代变迁，这一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有人认为它终将消亡。但在我看来，年画作为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甚广，汇集了众多优秀民族绘画形式，不会也不该消亡。当前的衰退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以及一批情感真挚、矢志不渝的画家执着创新，一定会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形成新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重新焕发活力。
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