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失眠共处的日子

我患上失眠已经很久了，大约从二十岁出头开始，那时仗着年轻，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可随着年纪增长，生活中的琐碎烦恼越来越多，失眠也愈发严重。去年这个时候，只要天色一暗，我就陷入无尽的恐惧——漫漫长夜，我该如何熬过去？偶尔侥幸入睡，大脑却会被噩梦缠绕，常常半夜惊醒，浑身冷汗，之后再也无法入睡。这样持续了几天，我就被折磨得寸步难行。我意识到不能再硬扛下去，终于去了医院。

有时候，医院本身就像有神奇的力量——你只要踏进去，病就好了一半。我不是真的指望医生能做什么，只是想碰碰这种好运气。我特意选了个工作日，挂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的号，排了一小会儿队。来看失眠的没几个中年人，多是穿着校服的“祖国花朵”。我有些想不通，现在这社会怎么了，年纪轻轻就失眠？我看他们像混子，他们看我更像混子。该来的人没来，不该来的倒是不请自来——世道真是变了。

我怯怯地在医生面前坐下，想显得自己虚弱些，毕竟看病时我一向最是温柔。戴着口罩仍显得俊朗的医生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我也简短地回答：“是的”或“好像没有”。明明我回得很短，医生却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眼睛直盯着电脑，连眼角余光都不愿给我。我觉得不能就这么马虎结束，应该再说点什么。我搜肠刮肚凑出一串话，可我说完了，他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真是个专注的医生啊。最后，他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面列了一堆名字古怪的药，说：“照着上面写的吃。”我愣了愣：“我都成中重度抑郁症了？这药是不是很猛，我有点不敢吃。”他头也不抬：“要治病就吃，不吃就别治。”他可真是铁面无私。

可我怎么就重度抑郁了呢？我明明还没想去死。为了印证这个结论，我绞尽脑汁回想自己有没有尝试过自杀但没成功。一边想一边去药房拿药，回家的路上还在想。最后，我想到了九岁那年——我和我妈闹脾气，想气死她，决定毒死自己。我放着谷仓下的敌敌畏不喝，跑去门口菜地里摘了几片扁豆叶子吃。那扁豆打农药已经两三天了，不出意外的话，顶多挂两瓶盐水就能了事——吓唬我妈绰绰有余。想到那两瓶盐水的钱能吓掉她的大眼珠子，我忍不住想笑。后来我不仅没死成，连盐水都免了——我说我妈真抠，给菜打农药兑那么多水干什么，连我都毒不倒，还怎么杀虫子？我妈一听，二话不说抄起扫帚把我狠狠揍了一顿，揍完把我扔到谷仓，要我当着她的面把整瓶农药喝下去。我妈真毒啊，最毒妇人心。总之，那回我怎么都死不成，老天就是不想我死。

我吃了药，等待一场奇迹的发生。我笔直地躺着，像刚死去的人准备盖棺那样。就这样躺到入夜，万籁俱寂，可我的脑海却一片嘈杂。我开始在床上翻腾，几乎快把床板翻烂了，还是没有半点睡意——只要一闭上眼，仿佛成千上万的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我“嚯”地坐起身，拿过床头的《红楼梦》，翻了一页，看不进一个字，便扔了；又换成《王阳明心学》，再翻一页，还是看不进，也扔了。我瘫倒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窗外黑乎乎的一切，抬起手画圆圈——一个接一个，画一个数一个。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字，那就再来一遍吧。可还是睡不着。那就起来走走——我从东走到西，再由南走到北，走着走着，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那就再来一遍吧。可我仍睡不着。我突然想砸东西，砸得稀碎的那种——可想到楼下住着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万一吓出个好歹来，就糟糕了。于是我选了沙发枕，不是用手砸，是用头撞——万一把自己撞晕了，就能睡了，晕了就是睡了。可那玩意弹性太好，撞了半天完好无损。我看了一眼那堵白墙——这万万撞不得，搞不好就撞死了，死了也是睡了，可我并不想长眠。

终于熬到天亮，我像渡了一场大劫，气血耗尽。老方很纳闷，说我不是人，怎么会有安眠药都放不倒的人呢？

白天更遭罪：我不仅睡不着，还吃不下，什么都没吃却肚子疼。我急忙挂了那医生的线上号，从白天等到晚上，他终于回复：“这是用药的不良反应，大概会持续两周，继续用药。”我说：“我实在难受得紧，比原先还痛苦。”医生没再回复我——他可能觉得我是无病呻吟，毕竟他自己又没吃过这药。老方看我这个不死不活的鬼样子，劝我还是停药。我从不听他的话，但这一次，我听了。停药后，这种要死不活的状态还持续了将近一周。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这段离奇经历，那只有四个字——生不如死。

失眠啊，我拿什么来拯救你？你害得我彻夜难眠，让我的脸暗黄又长斑，弄得我不敢见半个熟人。我恨透了你，可为了活命，又不得不与你握手言和。做人真难，难死了。

不说了，再说又该胸闷气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