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对病魔：一位古稀儿子的陪护手记
2026年春节前后，母亲的支气管哮喘两次严重发作。胸闷气短、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症状来势汹汹。第一次发作时，妹妹建议母亲住院，但她婉拒了。或许是因为担心我在上海工作、弟弟刚做完肝囊肿手术在家休养，而妹妹一个人扛不起这份照料的重担。最终，母亲只开了些药，没有住院。
母亲懂一点中医知识，靠保暖、按时吃药和坚强的意志，加上妹妹和妹夫的悉心照料，病情暂时控制住了。她乐观积极，热爱文学与音乐，生活规律，这些品质帮助她度过了一次次险境。
然而，2月27日，哮喘再次发作，这次情况更加紧急。妹妹陪同母亲在新建区人民医院急救后，医生建议立即转往江西省人民医院治疗。120急救车飞驰而去，妹妹一路相随。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要求母亲住院。妹妹安排好一切，才打电话告诉我。
当时我正吃着午饭，接到电话，惊得放下碗筷，直奔地铁2号线。在阳明公园站下车后，徒步十分钟，我找到了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北楼22层38号床。母亲躺在床上，满脸憔悴。我握住她的手，心中千言万语，化作无声的凝望。随后，我和妹妹来到医生办公室，与主治医师杨医生讨论治疗方案。
杨医生说，母亲不太配合治疗，是一位“有思想、有主见”的病人，很难应对。他希望我们子女能劝母亲配合。鉴于母亲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症状，医生建议转入24小时监控的23床。护士推来轮椅，我搀扶母亲躺上活动病床，送进了监控病房。
新病房里，护士立即给母亲戴上24小时心跳和血压监测设备。一个多小时后，没有发现重大异常。母亲建议医生改为每天间断式测试两三次，但被否定了。她显得不耐烦，以内急为由，强行拔掉了插头。杨医生无奈，让我们兄妹签了一份医疗免责书。
我深深理解母亲。她曾是中学教师，从不无理抵制医生。她认为这次发作是因为春节期间客人多，情绪波动大，身体劳累，加上天气阴冷。过去十年间，她因哮喘反复住院，外公和舅舅都是老中医，母亲耳濡目染，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当医生动员她做检查、吸氧、插管甚至上呼吸机时，她都婉言谢绝了。
母亲喜爱读书看报，深知过度治疗的风险。对于支气管这种慢性病，不能指望短期内靠应急手段见效。许多“病症”其实只是“正常的生理老化”。母亲常说：“对于生死，我并不在乎，关键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自由、乐观、积极才是我想要的养老方式。”正是基于这种自信，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这边。
我们兄妹商量好轮流陪护。妹妹让我白天留下，她晚上再来。母亲饿了一天，我买来一碗肉丁青菜面。她吃着面，露出笑容，轻松地和我聊起家常。刚才的紧张气氛瞬间散去。我由衷佩服母亲，她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人。
下午，随着吃药、输液等治疗，母亲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她告诉我，今年春节特别舒畅愉快：孙子一家从上海开车回南昌过年；大年初五，耄耋之年的妹妹夫妇带着从英国回国探亲的孙女来拜年，让她感受到家族兴旺的喜悦。
我们就这样聊着，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平时沉默寡言的我，竟与母亲推心置腹地交流了几个小时。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吧。母亲催我回家，说妹妹马上就到。
第二天中午，我如约到医院接替妹妹。母亲抱怨昨晚病房嘈杂，和妹妹挤在一张床上，整夜难眠。但随后她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检查结果出来了，炎症消退，血压、心跳、体温都恢复正常了。”我正高兴，杨医生却建议将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做全面检查治疗。
我没有多想，同意了。下午一点半，床位落实，我推着母亲来到17楼呼吸重症监护科32床。护士刚换好床单，就让我们去18楼做呼吸功能检查。然而到了检查室，医生不在，我们又下来。如此往返数次，才完成检查。
回到病房，我看到隔壁两床上的老人都在昏睡，身上插满管子。母亲说，他们都比她小几岁，但她精神矍铄，声音洪亮。看着这些情景，我不禁感慨：生命如此脆弱。我下定决心，以后每天坚持走一万步，坚持阅读写作，自己动手做饭，绝不过度依赖外卖。我要让那个病倒的时间来得尽量晚一点，症状尽量轻一点。
下午五点半，母亲让我去买饭。我们吃完后，她说如果明天没特殊情况，就想出院。她让我上午早点来办出院手续，还叮嘱妹妹晚上不用来陪床。
3月1日早上，我赶到医院，给母亲带好早餐。饭后，母亲让我找主治大夫付医生。原来头天晚上，她已经跟付医生通过电话，陈述了出院的理由。付医生答应为她办手续。
然而巡诊查房时，付医生却说，母亲的病症不是哮喘，而是“慢阻肺”，建议继续住院。我几次在他身后追赶，都被他以“还有病人等着查房”为由推脱。无奈之下，我回到病房。母亲拿出一张纸，写了一张字条：“感谢付大夫的精心治疗，鉴于各项检查均有改善，恳请您出具出院通知书。”我揣着字条再去寻找，付医生却已不见踪影。
一位好心的医生见我着急，帮我联系上了付医生。我递上母亲的字条，他终于同意，在电脑上打印出病历和检查报告，让我到一楼慢性病窗口办理出院手续。然而排队轮到我时，工作人员说电脑资料未上传，让我找护士。我又得爬回17楼，电梯拥挤不堪，每一趟都是一种煎熬。
护士说“正忙”，让我等着。我不禁感叹：办一个简单的出院手续，竟如此曲折。自己虽已年过七十，幸好身体尚可，否则早累趴下了。但转念一想，这么大的医院，医生病人太多，大家都有难处，学会换位思考，心里也就释然了。
终于，手续办妥。我把消息告诉母亲，她高兴地收拾行李，打电话通知妹妹。我推着母亲出病房，找护士帮忙乘医用电梯下楼。在一楼大厅等候妹妹时，我突然发现外面阳光明媚，雨后天晴，空气清新，春天的南昌如同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