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年轻纯净的少男少女。在六七十年代，这种青涩是一种独特的美——源于思想的保守，目光的清澈与简单。回想当年，青涩年华里，情怀如梦；今朝聚首，激情岁月中，往事如歌。我的青涩年华，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故事。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用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感。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条小巷子的出租屋里。那时，我的父母分别在省师范学院读大学和市师范学校读中专。由于我早产、先天不足，母亲又缺奶，我天天哭闹不止。医生建议：早产儿尽量母乳喂养，早接触、早吸吮，同时注意观察腹部是否有呕吐、腹胀等表现。于是，父母不得不把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喂养。
当时，外婆正给不到1岁的小舅舅哺乳。为了拯救我幼小的生命，她只好提前给小舅舅断奶，让我接力吸食她身上残存的乳汁。这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啊！我感恩外婆，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作文《我的外婆》。高中语文课上，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给全班同学朗诵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想而知，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长大的——从小体弱多病，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赶上了19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单薄的生命更加脆弱，以至于到了70年代中期，身高仍停留在一米五七左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由于先天不足，瘦小的我常遭人鄙视和嘲讽。我变得胆小慎微、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很强，后来甚至发展到口吃结巴。因为不合群，大家总见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拿着小木棍蹲在院子里涂涂画画、自娱自乐。个别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就来欺负我，抢我的小人书，用脚抹掉我画的东西，我也不计较。时间一长，大家觉得无趣，就不再理我了。
在家里，我是个乖乖崽。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宠爱。在家庭困难、兄弟姐妹分配不匀时，他们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仿佛是在弥补由于大意给我带来的身心创伤。
随着我年龄增长，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和婚姻大事，生怕我被人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出路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他担心我身体单薄，吃不消农村的艰苦生活，于是避开了集体下放到偏远知青点的安排，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位在公社当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吃住。
从此，懵懵懂懂的我，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每天与当地农民一样，下到农田、旱地出工劳动，赚取工分。看我瘦小，生产队每天给我记七分。我做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农活。特别是每逢春插、双抢、秋收，我都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皮肤被晒脱过几层皮，水田里插秧被蚂蝗叮过，田埂上走路被毒蛇咬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要经历的磨练。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农户家搭伙吃住，每天收工回来，身体能得到缓解和休息。房东大妈和大哥也对我很好。
在李家村生产劳作，我与乡亲们在田地里参加集体劳动，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与善良。有人会主动问候我的生活情况，照顾我做一些轻便的农活，催促我早点收工，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每逢年节，如果我没回家，有的村民还会送来一盘可口的荤菜，端来一钵美味的鸡汤给我享用。那份深情厚谊，让我十分感动和幸福。
在劳动中，我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技能。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被晒黑的肌肤和古铜色的脸上结实放光，显得格外精神。辛苦动摇不了他们用劳动创造财富、争取幸福的决心和意志。劳动中，乡亲们不时会寻找自娱自乐的方式，缓解紧张体力消耗。有人哼唱当地的民歌乡曲、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村民也不失时机地拿他们开涮；个别被称为“名嘴”的人，常会添油加醋地编些黄段子取乐，逗得大家前仰后翻。这极大地转移了疲劳，活跃了气氛，振作了精神，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苦中作乐中，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恰逢房东的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不知该如何安置我，只好把我安排在村里一个老旧的祠堂兼小学（低年级1—3年级混合班）暂住。他们把里面的小仓库清空后，让我搬进去住宿和做饭。为此，我特意在供销社买了一个煤油炉和铁锅。从那时起，每天队长都会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了保证食材供应，队长安排了几户村民轮流为我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等，按本地最低价格购买。
搬过来以后，我不仅更忙碌辛苦，精神上还多了额外的负担。每天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祠堂与村子隔开一段距离，门前还有一个池塘，祠堂仿佛一座孤岛。每当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房梁上的老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叽叽喳喳，让人不寒而栗。外面池塘里的蛙声、野猫在窗户上的哀鸣，骚扰得我无法入眠。这种环境怎能不让人害怕？但由于碍于面子，我不敢声张，刚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我晚上几乎不敢闭眼睡觉。
让我为难的还有一日三餐。过去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现在劳动后还要自己动手做饭。从没烧过饭菜的我，头几天弄得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知道后，赶紧过来帮忙，手把手地指导，让我度过了难关。
我每月有一次回县城家中探亲的机会。向父母汇报农村生活情况、讲述烦恼遭遇后，父亲毫不犹豫地亲自来到公社，再次找到书记述说原委。书记听后，马上陪同父亲来到我的住处，找来生产队长，陈述了我的困惑，希望他能考虑我胆小体弱的情况，想办法重新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新城郊区，面前有一条河叫锦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近处是一望无际的稻海，好一个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公社书记和队长经过几轮商讨，决定让我与本队下放来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他们俩是老三届，来农村插队多年。近几年新城建设热潮中，生产队照顾他们，安排他们进城打工。他们在离村庄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宿舍是闲置的砖木水泥结构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们出去上班，我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几个人在机关食堂用膳。我每天早上带好中午的饭菜，中午在生产队部用开水泡热即可食用，早晚都在附近机关食堂吃饭。我对新家十分满意。
新的住处离村庄大概四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有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他把我带到老街街口的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开门的是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的老先生。
父亲对我说：“这位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
“余老师好。”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这是我的大儿子谢陈。”
“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与我握手。
父亲接着说：“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所负责的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什么事多多请教余老师。”
“领导过奖了，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像谢馆长您那样一手抓全县的群众文化建设，一手还自己搞文学创作。以后还请馆长继续多多关照基层员工。”